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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策展札记的题目有些奇怪，好像是有关数学的文章。最近，我在阅读徐贲著的《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一书时，他在“后记”中提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在他的《地下室手记》里，用“2+2=4”来象征那种缺乏思想，令人窒息，彻底遭外力控制的日常世界，而用“2+2=5”来表达独立创造的喜悦和对抗权威的愿望（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第一版，第335页）。由此，我欣慰于找到了与我的文题相关的依据。其实，我只是想借助于这样的数学符号表述“1+1——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划”展览的过程与结果，抑或也是将艺术交流的展览比附于一种数学趣味的形容。因为，数学的方式最简洁、明确和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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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划”缘起于何香凝美术馆近年的常规展览项目。作为何馆的艺术总监，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将社会公共艺术空间的学术活动与地域性文化之间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关系。由于何香凝美术馆地处深圳，而深圳又是大陆改革开放后扩张的新兴移民城市，地理位置近邻港澳台地区。港澳台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处境，以及与大陆的张力关系，构成了两岸四地所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丰富性的关联。因此，加强之间的艺术交流既是何馆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也是其学术定位的一种选择；同时，还是区别于其他美术馆而具有自身发展机制特征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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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或当下流行的艺术交流性展事，基本上是在一个较为虚饰的主题框架内，并置展示不同国度、不同地区艺术家的貌似与主题有关的作品，似乎起到了某种交流的作用。我以为这种策展模式只是呈现了交流的表象，缺乏深度地沟通，难以发现不同文化圈在艺术上的共性与差异，甚至难以达到相互的启发性影响。为此，我们试图通过一种展览——从策划到实施落实的具体过程——实验的方式，显示我们认为的深入性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沟通。因为在我看来，不同地域，乃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具有三种基本形态：交流顺畅、愉快，相互妥协地尴尬，企图交流而又难以交流。但往往我们理想或欣喜或宣传于第一种，而忽略于第二、三种。其实，在现实之中，它们才是常态的表征。徐冰艺术的主题线索之一，如他的《转化》、《新英文书法》等作品，就是表现东西方文化交流尴尬状态的一种艺术上的提示。这次交流性展览具有我们策展人提出的规定性。在策展理念和方式里，我们事先预设了一个游戏规则，即由两岸四地的五位策展人邀请所属地的年轻艺术家参展，并于半年前将艺术家聚集于何香凝美术馆，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不同地区的“1+1”配对。开句玩笑的话就叫“拉郎配”，然后开始他\她们之间的初步结识，并就如何共同合作完成一件专为这次展览创作的作品，进行协商而能“渐入佳境”。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大陆、香港的平面设计师，他们也以参展艺术家身份忝列其中。他们合作设计完成的有关展览平面设计，将作为参展作品一并呈现。四地策展人之间为共同展览项目的工作内容及过程，亦应合予策展的这一理念，以使所有与这一项目有关的我们和他们的交流，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展览项目整体。在此期间，我们与他们在有一个共同中华文化与母语文化传统的语境之下给予对话，之间的历史、现实、未来，参展个人的背景、记忆、经验、态度、品性、修养或许都在交流的过程、结果与不同的工作方式中自动显现，从而也就不同程度地折射出之间的共性、差异的文化烙印，以及面临诸多交流问题的异质同构。这是我们策划这次展览的初衷、目的，更是一种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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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涉及到我对策展理念和方式的几个问题的思考与判断。一是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及创作的作品只是当代艺术的一个主要层面，策展和展览本身也是艺术生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节点，还包括批评家、美术馆、画廊、艺术市场、媒体等等各个环节。上世纪90年代，美术史家、策展人巫鸿先生撰写的《作品与展场：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一书中，从当代艺术策展和展览本身的角度入手，探讨其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及作用，使我获益匪浅。二是艺术家与策展人、批评家之间是平等互利的关系，只是社会行当和工作内容有所不同而已，不存在高、低或为谁服务之分的问题。但现实却存在着某种偏离，好像艺术家永远都是主角。为此，这次展览我是有意强调策展人的功能、作用与规定性。如果艺术家认同这种策展方式，那就参与到这样的游戏规则里，否则可以拒绝或不屑一顾这一策展理念与方式。这也是一种相互的选择和博弈的交流。三是大陆近些年各种展览相对频繁，特别是艺术市场操作的泡沫化现象，导致了当代艺术创作的急功近利的趋向。许多艺术家在艺术上批判、揭露、质疑、反讽的物质欲望、消费主义的流行等等社会现实的危机，恰恰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追逐与无尽享受的乐趣。如果说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大陆前卫艺术具有批判性与探索性的立场与态度，那么近些年更多地表现为与官方与商业的随波逐流。带着前卫艺术家的身份面具，艳羡的却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时尚化与明星化。说句难听的话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而许多大型当代艺术展览其实就是一个秀场和PARTY，背后都有银行、企业家、画廊、拍卖行和一些美术馆等构成的利益集团在操控与炒做。一些所谓的艺术精英，包括策展人、批评家在内，都打着学术的幌子，实际是与社会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同流合污。这种人文的终极关怀与现实生存策略的背离或悖论，以及沉醉于“现世的狂欢”现象可谓甚嚣尘上。因此，在当代艺术展览策划庸俗化的当下，我以为策划具有实验性、深入性、纯粹性的小规模艺术展览更具有现实文化针对性，也更迫在眉睫。
@TwoCols@5
为使交流的充分，我们于去年10月召集参展艺术家相聚于何香凝美术馆考察场地、与策展人沟通和自我介绍创作思路和以往代表性作品，以便于认同、咨询策展理念及展览细节。其中关键部分在于在我们策展人的协调下，四地艺术家之间的了解、相识和寻找合作的对象。在这第一个回合过程中，给我突出的印象和感觉是：相对而言，港澳台的艺术家表现的比较内敛、谦和、规矩，不事张扬；大陆艺术家比较高调、自我，有种指点江山的革命之气。这种差异性与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大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化的显流一直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为人生而艺术”的呐喊伴随着其中的发展。1949年共产党当政后，这种左翼的激进态度被官方异化为一种带有政治权利的意识形态，但仍然影响或隔代延续着这种革命性立场。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前卫艺术正是以此为标榜的，挑战传统，颠覆秩序，批判现实如火如荼，并不断受到国外后冷战思维人士的支持与抚慰。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而造成这一“江湖”机会主义现象的普遍存在，也是被舆论不断诟病的原因之一。在“1+1配对”中，有一个有趣的情境：港澳台艺术家之间很快达成了默契，寻找到“心仪”的合作伙伴；而大陆艺术家就显得有些懈怠或不甚积极，也许他们不在意这次展览的机会或其它原因。策展人的尽量协调却无功而返，从而造成两位大陆艺术家梁远苇（北京）与白小刺（深圳）的“近亲”配对。这与我们预计的不同地域的搭档“伦理”有所偏移。两岸四地间潜隐的角力我不禁有些无奈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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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预料到了这次交流的三种形态和结果，但内心还是期冀着他们彼此合作的顺遂愉快，更希望看到他们在原有创作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既有着与以往创作的根基和延承，又通过探讨，互有裨益与启发而锦上添花。在我了解到的“1+1”各个组合创作的合作作品的情况和方案后，我个人觉得刘俐蕴与黄卓轩的交流合作比较理想，也是大家的共识。“介乎”与“之间”不仅意味着地理的“间隔”，也是文化环境与个人境遇的“隔膜”；“悬空的人偶，由轻的外表，沉重的内在构成。”（见刘俐蕴、黄卓轩文字交流记录）象征着文化、政治的负累与沉重，而来自深圳、香港、台北三地的沙子和在三地公共空间的巡展，不间断地细细流沙隐喻出历史与现实的流光碎影。这件作品反映出他\她们对交流概念的艺术转化，认真投入的工作态度和较高的技术性含量。可以说为这一项目呈现了一个成功个案的视觉样本。合作不成功的案例当属大陆的赵赵（北京）与单凯悌（台湾）了。在去年10月份的“相亲会”上，他们互为青睐，凯悌还从台北赴京在赵赵工作室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展览中展示的录像是他们开始合作时，赵赵陪同凯悌游览北京故宫的影像。后来也许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合作终止。因此他\她们没能合作完成一件作品，不得不分室而展。凯悌继续着她个人的创作，赵赵提供的摄影作品或许也是他某种心绪的真实写照。看来，“企图交流而又难于交流”的谶语，不幸而言中了！合作差强人意的“1+1”是梁远苇与白小刺。其实他\她们各自的作品各有优长与特点，只是为“合作而做”的牵强附会，就有些不伦不类了。最让我“丢面子”的是大陆设计师刘治治——他也是以参展艺术家的身份与香港“三语设计”组合的“1+1”方式。但在临近展览平面设计之际，他临阵脱逃，单方面放弃合作关系，造成展览在设计上措手不及的被动。我至今不知道原委，似乎是争强好胜的浮躁心态所致。我汗颜与纠结的无言以对，也愧疚于主办机构和诸位兄弟姊妹。当然，我上述的个人判断，抑或揣测，并不意味其他合作就不好，我只是提示出几个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个案，以说明合作产生的多种不同结果的样态。正如我再引申和具体化于我的奇怪文题是“1+1＝2，或≈2，或≠2，或＜2，或＞2的N次不确定方程式”的数学符号所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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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交流的过程与结果是否如何并不重要，积极的介入和在这一过程中的艺术的体验是为关键。这种种不同选择的结果，其实是植根于两岸四地的多种不同的文化教育、社会风尚，乃至个人的趣味、品格等等诸多因素。因此呈现在展厅中作品、实施过程的文字记录、影像的瞬间，是参与这个项目所有者对四地交流性的多种不同形态的表述方式。是耶？非耶？或许因人而异，复杂而已，但绝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因为，历史与现实与个人的处境与身份等等，往往比我们想象、预测和梳理的更为混杂、微妙。事实上，同一文脉下的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更遑论不同文化环境的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了。也许这就是深入交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状态吧，也可是说理想的“乌托邦”在现实中的“异托邦”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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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稿于这篇札记的过程中，我某天偶然看到一篇对今年冬季达沃斯论坛的报道（《新京报》2011年1月27日），指出该论坛致力于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促进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与交流。有提出并预测各国经济之间的合作会产生“1+1=11”的乐观结果。我敏感于这样的数字排列，但我解读是“1+1”还是各自的“1”与“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