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和通天塔，是和“交流”有关的两座历史建筑物。通天塔表达了人在沟通之下无限欲望的扩展，而柏林墙则生硬粗暴地将彼此相连的生活切为两半。虽然建筑物早已坍塌，但是关于交流和界限的讨论却不会中止。在所有涉及到“两岸四地”的场合，这个话题往往首当其冲。 

以“交流”为主线的 “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划”，三届以来针对的问题越来越具体，采用的方式越来越直接，随之而来的是实施困难的不断加大和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也带出更多的不曾被独处的“我”或“他”意识到的问题。比如说，在参与本届活动的艺术家组合许雅舒（香港）和姚仲涵（台湾）的交流中，就认为“两岸四地”的概念本身就具有政治意识，而我们之所以做这样一个标题既是为了做出区域范围上的界定，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色彩。港台艺术的感受让我意识到，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敏感的这些与艺术无关并有意避开的敏感议题，或许正是这个展览最为特殊的构成要件。两岸四地之间的“敏感”，已经通过抽象的历史和具体的生活完成了从概念到认知的变异，很多人会敏感这些话题，可是却很少有人追问敏感的来源以及敏感问题和自己的真实关系，甚至作为敏感的主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在两岸四地之间的不同变化的缘由，而只是沦为大众化、娱乐化时代媒体效应和政治操作的盲从者。在全球化和向西方先进学习口号下，盲从的好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艺术创作上的雷同沾染了这个气息，北京的艺术摹仿想象中的纽约，而广东、福建的“地方艺术”跟风北京，最终形成一个恶性的逻辑怪圈。两岸四地的现实变迁，让我们这些每每在当代艺术中追问“我是谁”？“我在哪儿”？的人，有机会设想从“交流”发展出一个回避这种逻辑侵害的艺术方式。 

与其他展览不同，从“蝴蝶效应”到“1+1”重点越来越偏离“作品”，更在乎形成作品形态之前的各种东西，参与者通过他者的观察来观看自己，而在这种观察下才会有敏感、才会有身份等问题出现，而自我身份的认定总是和他者的观看有关，它不仅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也绝不是表面上看来简单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像把吃大蒜和暍咖啡的群体对立起来一样，多数属于潜藏在人内心深处庸俗的自我膨胀、无意义的优越感等最廉价的意识在作祟。也是很多人在非正常情况下最容易、最早表现或爆发出来的东西 。在“1＋1”项目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意料之外的与真诚无关的事，大多属于这个部份。在个体的人与人之间，最宏大坚硬的政治界限最容易一跨而过。 

在刘俐蕴（大陆）和黄卓轩（香港）的合作状态，把双方的不同通过一种联动的机制串联起来，形成一条回环往复的路径。而在苏约翰（澳门）和何明桂（台湾）的合作中，他们避开了一对一的碰撞，而是巧妙地找到了一个转化的驿站，通过讲述对空间的感觉和故事，把彼此的交叉理解作为艺术创作的基点。如果说视差转换理论的应用是对外在者来说的，那么，这种方式则是促成了一种内在能量的转换和增强，逐层扩展“感受”的力量。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选取了一种绕道而行的方式。但是，它的前提依然是能够有“知音”的基础至少是期待，如果在以相互克制为连接关系的邬建安（大陆）和百强（澳门）的合作中，“骆驼”下面的“阿拉丁神灯”老不现身怎么办？能量聚集起来了却无法转换，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突然被悬置的尴尬。我曾在方案立项讨论时提出一个设想，每组艺术家合作一件作品，之后再各自创作一件作品，三件作品并列，在观看作品创作上就有上下两个层次。后来的发展证明，对顺畅交流过程和圆满结果的期待，与建造通天塔的理想有切近之处。 

在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故事中，艺术回归到了它作为交流方式的起点；而在“1+1”的项目中，事先口口声声多么认同这个概念，事后又坚决要求“独立自主”者，除了一种平庸意识还有当代艺术片面夸大个人独立或自我膨胀的因素。北方人常说“矫情”，对“艺术”的“矫情”常常会在日常的基础上夸大在艺术活动中的界限和障碍，自建一堵“柏林墙”。猝不及防或出“妖蛾子”的事，贯穿整个项目的始终，交流平台搭建起来了，而来唱戏的人就是走了一个过场。以至到开幕前的两周，还有项目开始后不断消失的艺术家才想起制作作品的事，“自由艺术”其实并不能掩盖这种对待事物的庸俗感。稍微仔细读一下项目中的交流文献，还会发现，“矫情”与特定的地域、身份、年龄、性别等自然属性无关。从“蝴蝶效应”开始，我就对参展的跨界艺术家——如设计师、摄影爱好者——就心存敬畏，他们那种不按套路出牌总是让具体工作执行的人措手不及。 

基于通过细节呈现交流生态真实性的原则，在画册编辑的时候，我把大量的篇幅用于文献整理和编排，甚至不愿意修改艺术家Email中的错别字，这种怪异要求让英文翻译和设计师苦恼不已。把作品等同与艺术全部的艺术家和观众未免会大呼上当，但它使人有了解到更多艺术生产背后的故事，而面对多数人开放的是艺术中经过包装的部分。可惜，并不是所有的部份都能记录下来，也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保留和呈现。 一部分是技术条件限制，一部分是“有关”原因，另一部份则是潜藏在意识深处无法言说的东西。但是，仅从这些保留下来的不完整的文献记录中，还是看到一些无法掩饰的部份时时显露出来。 

作为局内的局外人，我把这些工作作为应对“创造成果”压力和抵抗焦虑的方式。而对于更多的“局外人”，则可以在随意观看、发问和批判他人交往的同时回望自己。毕竟，艺术交流只是交流中的一个小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