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力：这是我第一次干这类事，也是最后一次。昨天的会开得很成功，完全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艺术还是技术：高科技/多媒体和艺术创作关系的思考”。艺术家先展示自己的作品，然后用大概十分钟时间谈自己的创作。今天第一位发言的是长期在北京生活，从事录像创作的汪建伟先生。
汪建伟：我的作品《仪式》的三个文本在成功塑造了一位英雄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坏蛋。“面具”则直接采取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你会发现文本在不停地覆盖。如果“真”没有“伪”的支持，“真”的就不“真”，这件作品是靠“面具”来划分空间的。另一个问题是作品所用的技术手段，由于文本综合在现场，支持文本的是文本的属性，在文本里面我尽量不让有倾向性的东西占支配地位。我看了许多中国的多媒体戏剧，在这些戏剧里面，多媒体主要作为技术辅助手段存在，有很多时候是作为“转场”的手段——不让“黑场”出现。因为是多种媒体共同支持这个空间，所以不可能让一种东西起主导作用。在一小时里，文本、影像形成均衡对比关系，我想把过去空间的属性带到作品空间里来。
2000年我创作《屏风》的时候，请了两位天津木偶剧团的专业人员（这个剧团不景气，这两位都成了装饰公司的包工头）。他们到了现场后，直接把他们以前受过的训练带到了舞台上来，在作品中出现了和其他人的冲突。到欧洲演出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俩质疑巴黎的罗马柱和卢浮宫的绘画，问我“他们所描画的希腊柱是不是真的？”——这和他们的装修经验有关，他们在装修的时候曾大量生产“伪罗马柱”，他们将这种经验直接带入了作品现场，和现场的其他人有了直接沟通——不只是技术上的沟通，这里面隐含着他们以往的经验。在现在的这件作品的创作中，我用了灯光增强舞台效果，开始了解灯光，发现灯光技术的复杂性非常让人吃惊！一台戏下来，所需灯光构成了舞台上的很重要的东西，灯光构建出了新的视觉样式，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上述两个东西在一起，就是多媒体现场空间的“可能性”，至于它会发展成什么东西，会不会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走出这一步，要去实验它。
吴文光：我介绍一下我的四件作品，和汪老师的有些类似，都和表演、演出有关。作品是让一位参加“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人和不同的艺术家一起工作——有编舞的、有做装置的、有做影像的，在座的艺术家宋冬、尹秀珍就参与过我们的创作。我以前一直做纪录片，经常与隐藏在黑暗或“深渊”中的人打交道。我媳妇文惠是搞舞蹈创作的。她编舞，而且经常和我商量，问我的意见，和她谈得多了，我也有了一些认识。大概在十年前（1995年），我觉得她做的一件作品很糟糕，她就要求我参与那件作品的创作，于是我就参与进去了，做了作品《马桶》。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一步步卷入到剧场的工作中去了。有时候觉得在剧场的工作也是蛮高兴的，可以和许多漂亮女孩在一起，像我这样一个50多岁的人，经常和她们摸爬滚打，日子过得很快！我乐此不倦，还把许多朋友拖了进来，比如宋冬和尹秀珍。
我做纪录片，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真实”的力量，那种来自生活的最真实的力量很有魅力，很多时候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构想的艺术作品。有时候在所谓生活的真实中呆得太久了，你会觉得很郁闷，没有指望！偶尔在这种剧场工作，参与虚构作品的创作，感觉很好。我个人喜欢记录东西，相信一种来自记录的力量，我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剧场里面。
总的来说，多媒体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手段再高、再快，总是要和你要表达的东西有关才行。像刚才的四件作品，两件是属于剧场的，两件是属于空间的。在作品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发现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源自生活的、最真实的东西，我们觉得现实的东西可以发出一种声音。比如《生育报告》是关于女性成长经验的回忆；《身体报告》涉及了当代生活的一种欲望——在欲望排山倒海席卷的时候，人在中间如何变得宽大？我们下面要做的新报告是关于“温度”的，源自两年前的北京“非典”，这是一种蔓延于中国的（疾病），是人们对遥远、不可知的东西的恐惧，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肯定这也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反映。
所有技术手段运用到剧场里面都应该是平滑的、不留痕迹的，应该非常生动地交汇、融入到表演剧场中去。我自己更
倾向于利用现场，使用LIFE-VIEDO。在《身体报告》中，我用得极端一些，用了9个LIFE-VIEDO。在观众进场之前，外面已经有5个镜头在拍摄他们，在剧场里面还有3、4个镜头，荧幕上有观众的影像背投，演员下去和观众接触，“接触”在不同的地方发生，这非常有意思。在北京，被抚摸的观众是沉默的；在西方演出的时侯被抚摸的观众很快乐，他们与抚摸一起互动，如果抚摸到关键部位，有的女性还会发出快感叫声，这是影像和现场的互动，在不同的地方演出就会有不同经验。在实际演出中，我喜欢一种现场影像，它能够即时发生，这种影像不是坐在屋子里面或者呆在实验场里可以想出来的，基本上是在实验场不断排演的过程中试出来的，我们差不多要排练出十多个、二十多个影像，才能挑出一个有用的。
我想说的是：在作品中，来自于生活的、给我们的一种冲动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在使用不同材料和媒体的时候，要让它们必须服务于主题，要和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匹配。我一直在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过多地使用所谓的“媒体”和“影像”，如果使用不当，会适得其反。
张培力：谢谢吴文光。新媒体艺术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大部分从事新媒体的艺术家都是自学成才的。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每位从事这方面创作的艺术家都有艰辛的创作经验。现在新媒体艺术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有些艺术家一直坚持使用一种媒体进行创作，有些艺术家已经开始利用多种媒体进行创作，像邱志杰、宋冬、王功新等等，他们经常会利用不同媒体进行创作。最近还出现了新的创作方向，网络技术受到越来越多艺术家的关注，艺术家王波在创作中就大量运用了网络技术，下面有请他发言。
王波：我今天讲的是我从2000年以来创作的几件作品，我一边演示一边解说。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在网络上流传，做的“接口”是以小孩、老百姓都喜欢玩的模式出现的。2000年，我做了一批标题为《玩我》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非常简单，你可以在（计算机上）控制我的手，在屏幕上可以随便涂鸦，我当时感兴趣的是，我（作者）、作品、网络、计算机、还有玩作品的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谁在玩谁？是我在玩作品？还是参与者在玩我？还是作品在玩我？2001年我创作的作品想表达这样一种感受：睡觉的时候感觉自己还在做梦，梦里面又套一个梦，老是醒不过来。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困境，这种情形有点像游戏规则，但没有输赢和结果。
我觉得一件具有可能性的作品必须能适合当前技术，至于技术本身不一定要如何“高”，只要可以表达，大家可以看到就可以，我不想做太超前的东西。我当时对网络的体会是它改变了我对“时间”的认识，我在不同的网页之间跳转，就好像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徘徊一样，时间不再像我认为的那样——像箭头一样笔直地射向未来的某处，而是被切成了许多碎片，这是我上网时的体验。一个人在上网的时候，无论是在聊天还是跳转在网页之间，都会感觉到时间过得非常快，延续性的“时间”概念就变得特别不重要了，我只能感觉到链接、跳转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瞬间，觉得挺虚无的，空间意识也变得比较模糊，或者依赖幻像，或者是另外一种真实存在，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真实。2003年我创作了《皮三七日》，我原本想用DV做这件作品，但网络的传播速度达不到。在这件作品中，我用七个颜色方块代表我七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又用其中的某个片段来表现，“七日”就构成了我一日中的七个片段，所谓“一日”和“七日”没有什么分别，每天过得都差不多。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出自“玩一玩”的想法。在这件作品中，玩家可以用鼠标触动不同的方块，把它们排到一条时间线里，于是就可以编排我七日的生活，玩家就变成了
“导演”。作品中的有些声音是直接从电视上采集的，当时想粗糙就粗糙吧，现在觉得还是挺粗糙的。
2003年4月我做了一个网站www.dying.com. ，第一位在这个网站上注册的网友名叫“张国荣”，那一天张国荣刚死。在那半年时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和“死亡”有关，像“非典”、美国攻打伊拉克、煤矿事故、明星去世。我当初并不想严肃地谈“生”、“死”的问题，但没想到许多事情都和“死亡”有关。作品源于我所认同的网络的虚拟性和身份的转换。网友在聊天室里面聊天，可以随时修改名字（身份）。我周围有许多人坚信可以活在网络里面，那就是他的生活。如果说网络上存在“生”的概念，那么网络可以容忍“死”吗？网友如何面对网络上的“死”？难道网络世界真的是精神的虚拟场所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不到自己的死亡，但在网络上我可以提供给你这种“死亡”服务。你可以实现死亡，你可以选各种死法，当然这里面没有“他杀”和“自杀”。参与我的作品的时候，你要先输入你的手机号码，那么我就可以给你发短信，这是服务的一部分。有一个板块则是专门用来留言的，你可以发布死亡的留言感想，别人可以给你上传东西。有些小孩纯粹是搞笑、来调侃、来聊天，根本不把这里当成死亡的地方。我看过几篇文章，有一篇文章是一位小女孩为纪念她奶奶写的，文字很感人，我没想到这里真地成为她寄托现实死亡的空间了。注册的用户都在“墓地”里，有二、三千人在这里注册，也就是他们选择了“死亡”。有天他在地铁里收到手机短信，说他还有几天就要死了，请他几点登陆我们的网站，接受我们提供给他的死亡服务。如果选择的是跳楼，我就会提供一系列的故事给他。许多用户在注册的时候不看“注册协议”，我发短信给他们，他们就说我搔扰，去投诉我，后来我的网站就被关了。网络作品都是短命的，我也不希望它们长寿。作品《谁杀了我？》是一个网络游戏。我想使影像和网络发生关系，我喜欢玩有策略性的游戏，有点像BBS论坛。
关于艺术和技术（关于多媒体）的问题，我没有想特别多。就像刚才几位前辈所说的，应该用最合适的方式做东西。我觉得多媒体不过是改变了结构、改变了审美习惯，有一些新的方向，但它所表达的还是人的情感，吸引我做下去的也正是这东西。新媒体艺术在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变化，我也没觉得新媒体艺术就超越于其他艺术样式。@TwoCols@
张培力：谢谢王波，王波用了“前辈”这个词，我想王波可以说是代表了新一代艺术家的态度和方向。下一位发言人也是一位“前辈”，他自己的身份是媒体工作者，很长时间以来他的作品是表达他对“媒体”的态度。
王友身：我一直关注“图像”本身。我的展示囊括了十几年来的主要作品。相对于这次论坛的主题来讲，我的创作不算是“高科技”，只能算是“科技”，也不算是“多媒体”，算“媒体”可能更准确。我一直从事“媒体”职业，可能比较有自己的感想。作为媒体人，或者我的作品作为媒体本身来讲，基本功能就是处理信息、传达信息、与人交流，这是最本质的一点，我想这也是大家创作作品的基本出发点。报社教年轻编辑要学会还原最基本的判断，纽约时报一位著名编辑说：如果选择一张图片，图像本身一定要吸引你，一定要传达信息本身的力量。这可能是我们选择图片的一个前提，或者一个关键点，也是把信息传达给读者、受众的基础，也就是如何与我们的读者、受众、参观者沟通，这也是所谓媒体、多媒体、科技、高科技的基本前提，我觉得这是它的本质，说它是个工具也行，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工具，媒体是和人沟通的前提，是一个沟通桥梁。我的媒体职业和我作品的材料都是我一直关注的，我不太在意材料的品质或属性，而是想直接进入我想要表述的问题和状态。英特尔的老总克鲁夫说：“它不在乎任何形式，只在乎它最后的结果，在乎它的本质。”这和在座各位所从事的艺术创作以及我的职业都有关系，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作品和受众的关系，是包括材料本身的一种关系。如果处理好这些关系，作品、媒介才能生效，才有意义，这是我的基本态度。
张培力：下午第一位发言的艺术家是来自北京通县的王功新，他主要从事多媒体创作。
王功新：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是“技术和艺术”的问题，这是我们从上大学开始，从做艺术开始，就一直不断探讨的一个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容易陷入这样一个怪圈：是形式为内容服务？还是内容为形式服务？我们把“艺术”和“技术”放在一起讨论，也会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它是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是个问题。我再打一个比方，“两口子”之间的事情放在这儿来谈，很难谈清楚，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很难谈清楚是谁支配了谁？或者谁决定了谁？我们是否可以保持距离，退开来谈，退到“家庭”来谈。就“家庭”本身，这“两口子”出双入对，很和谐，过得很好，我们就可以认同是挺幸福的。但如果非要把“两口子”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要问这两口子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家庭暴力（笑）？我觉得有点挑拨两人关系，我觉得说不清楚。不要把它们纠缠在一起，如果纠缠在一起，我觉得永远说不清楚。我下面还有两个短片，大家认为是从技术本身入手进行创作的，如果一谈到“技术”与之对应的就是“艺术”的话，马上就有问题，就像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一样，“技术”和“艺术”是否就是血肉不可分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你先忘掉这个问题，恐怕就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播放短片）
张培力：谢谢王功新。下一位发言的是来自北京的艺术家崔岫闻。
崔岫闻：先放作品，然后边放边说吧。在创作这件作品（《洗手间》）之前，我一直画油画。举办北京女性艺术大展的时候，有位北京的收藏家收藏了我的（油画）作品。这位收藏家对北京的夜生活很熟悉。他说：你们这样创作太辛苦，还有一些女人和你们的生存方式完全不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我们就去了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夜总会，当时很多地方都看了，就剩女洗手间没有看，冥冥中我觉得要去看一下，结果发现特别不一样，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当时并没想到要用录像创作作品，只是有一个想法留在了脑子里，以后就考虑用什么样的合适方式把它完成，我觉得用油画、图片的方式都不合适。当时我知道两位录像艺术家，一位是坐在我旁边的张培力先生，还有一位是上午发言的汪建伟先生。当时对我来说，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想法。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的，1998年，我的性别题材的油画受到一些媒体的关注，在这之前我自己也拍了一些个人的电视专访，当时还被一个导演发现，跟着一个剧组跑了两个多月，这样我对录像设备有些熟悉了，基本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考虑成熟了，觉得适合用录像的方式来完成我的作品。2000年，我在中央台搞到了一台的偷拍机，当时全国只有6部。在还没有偷拍之前，黄专先生正好去北京，和他聊天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黄专觉得太危险，这个场合是特别危险的场合，他劝我还是不要去。当时我想了一下，如果放弃就等于百分之百的失败，如果我争取，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可能性，还有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所以我还是去拍了。其中还是有一些小惊险，但是也没有想像中的紧张。创作这件作品（《洗手间》）之后，这件作品的展出，我的油画作品的展出总是磕磕绊绊的，到现在为止展出也不让人满意。这件作品是我艺术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从它开始，我真正意义上介入了当代艺术的创作，这是一个给我带来许多荣誉和麻烦的作品。
刚才王功新讲到了“艺术和技术”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技术”是带时间含义的一个词。我和王功新正好相反，我在创作中对技术有种莫名奇妙的感觉，既恐惧它，又轻视它。“技术”对我而言，并不是特别有挑战性的、愉悦感的，但我需要有深层表达的时候还需要技术的支持，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技术太少了，不够用。我对技术是又爱又恨、又轻视它，又必须用它。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说，不需要过多考虑“技术”这个词，不会是一个问题，但它需要你花时间；“技术”可以用金钱消费。想法需要“养”，技术则需要“练”，在我的创作中这两者很难统一，如果要选择的话，我选择把自己养起来。
张培力：谢谢崔岫闻。下一位是来自北京的艺术家石头。
石头：我有个建议，如果在放映的时候作品的声音、画面更好些的话，许多艺术家的作品看起来会更生动。刚才这个片子是2002年随机拍的，当时我在美国旧金山参加电影节，这个城市被称为同性恋者的首都，刚好6月是她们的同志月，她们举了许多牌子，牌子上写了许多激进的、过分的标语，我把那些LOGO翻译了过来。它们给我的感觉就和我的生活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有时我会想，人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自由会给你多大的限度？自由会给你带来什么？相关题材的作品是我参加拍摄的《今年夏天》，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女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有点开天辟地的味道。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石头，1992年住在圆明园村，那时画了许多油画——《我的女友系列》。当时就挺喜欢影像的东西，后来有了DV，每天就去拍一些感兴趣的题材，拍了就放在那里，后来慢慢有设备了，就开始自己剪辑了，和朋友一起来完成。学了各种软件，就发现新的技术会带来许多新的可能性，可以在电脑上完成许多东西——和现实不一样的、超现实的、理想的东西，也帮一些艺术家制作片子。去年就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子恩老师合作过，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差不多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张培力：谢谢石头。原来安排杨福东发言，因为他去了俄罗斯，来不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以权谋私，大概交待一下我2002年之后的工作情况。
我为2002年上海双年展做了一件作品。我从世界各国（差不多30多个国家）收集新闻录像带，然后放在一起播放，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基本放弃了录像拍摄。我的作品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从老故事片中选一些片段，然后做一些简单处理，我自己把这类作品视为“过去时”作品，这类作品比较受欢迎，可能是作品带有比较多的中国文化特征的缘故；另一类作品是没有经过特意拍摄的，用摄像机实施的现场记录，我曾经在上海的沪申画廊做过一件这样的作品，表现的是开幕式现场放的一个蛋糕，有一台摄像机“时时”拍摄，拍摄影像表现在屏幕上，屏幕外面套着一个镜框，放置在墙体里面，旁边挂着一张蛋糕新鲜时我拍的照片，将照片做成灯箱，尺寸和电视屏幕一样大，四周也有镜框，两个画面表面看起来很接近，但仔细看的话，录像画面和当时的环境、光线有关系，由于时间流逝，这个蛋糕在变质，而照片是不变的。总的来讲，这类作品不太受欢迎，因为它没有一个地方特征或文化形象在里面。
我先放一下用老故事片做的作品。我觉得在录像创作中，用的技术是很有限的，我经常没有耐心面对技术造成的各种障碍。我尽可能用最低级的技术说清楚要说的话，能省事就省事，我在面对新技术时有许多困惑。
凯伦：我是西方人，我学的也是美术，接受的也是传统的艺术教育和价值观。在西方，技术上必须有很高水平才能成为一位艺术家。我个人开始时也认为好的作品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作品不太好，我们会说技术不好。现在我想技术对艺术家并不是太重要。像王波这一代人受的教育是与许多前辈不一样。我觉得想法还是主要的，艺术家把话说清楚了没有？他做的作品有没有感动人？有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如果把技术看得太重了，它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让你就陷在某个系统里面跳不出来了。我还是觉得技术不是第一位的，技术应该是为艺术家服务的。
新媒体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包含许多新手段、新科学技术，是需要耐心来面对的。就像五百年前刚刚有油画的时候，大家不熟悉油画，有一个阶段需要学习油画语言。像张培力老师的学校有新媒体系，年轻的学生已经可以非常熟练的运用电脑，就像用画笔一样，他们不觉得高科技的东西是一个障碍。可能再过20年，像今天王功新所提到的，人们都意识不到他这种需花很长时间去面对的技术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在变化的过程，我是这样一个看法。
高世明：艺术家往往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我研究的是关于作品、媒体的相关性。最近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用一个比较刺激的说法就是“现实在崩溃”。这是我的一个哲学追问，这两天大家都谈到“虚拟”问题，我们以往谈论“真相”问题，应该转换观念。我的论点是：我们确定为真的东西，其实并不可靠，这是一个非常古典的思想史的问题。我是这么来讨论图像问题的：图像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影像，它同时也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中介。原则上，我们是不能感知到这个世界本身的，我们是通过经验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现实是我们可以被经验的东西，可以被经验的东西是通过一个中间环节进入我们的视野的，这个中介就是视觉图像。我们直接经验到的是视觉图像，而不是这个事物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自然出现“怀疑论”观点。在逻辑上没法否认这个世界、我们自我。在一秒钟之前，所有的知识像电脑直接灌输、储存在我们头脑里一样，我们在逻辑上没法对它进行真伪辨别。这是一种对现实的焦虑，就像电影《黑客帝国》所表现得一样，看到的这个世界万象全是虚妄，就像佛经里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