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包涵对抗、对话、无中介的亲密接触等义。在本次展览语境下，它指的是四位艺术家之间的一次对话，他们对肖像都有浓厚的兴趣，虽然每个人选取的方向都各不相同。又因为两位艺术家是中国人，而另外两位是荷兰人，本次展览更拓展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但在审视参展艺术作品时，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任何一种对文化的推想或对国家的成见最终会被证明是错误和草率的。
大家普遍认为肖像是一种普世活动，每一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呈现和描绘人物的传统，以捕捉个人独特性并增强地区共性与身份感。人的面孔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通用图标，复制出我们所有人，都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或许还有一头蓬乱的头发这一明显事实。然而，即使粗略去比较不同地理位置的肖像艺术，即可表明各种文化和不同时期的人像在画法上都会有明显的差异。从一幅肖像画可以得出无数有关其来源的文化线索，这些信息进而可以作为该文化的品质特征（例如蒙娜丽莎）。
本次展览通过展示四种不同的方式，对肖像艺术在欧洲和中国传统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引人思考。这样，引出了有关肖像艺术在全球艺术界作用的跨文化对话，在这个艺术界，展示人像不仅是为当地参观者描绘一个人，或一组人，而且也是向全世界展示“本国人的面孔”。亚洲与西方，传统与前卫，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从四位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看出世界当代艺术的一切紧迫的问题。但尽管单凭国籍分类会比较简单，我们只需看一眼这些作品，便可看到他们为超越传统所作出的努力，而且可以看到要想分清他们之间的异同界线却极其复杂。
这四位艺术家：陈丹青、毛焰、Jan Worst 和Philip Akkerman 都有一些共性。他们都展示了杰出的绘画技能，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都注重现实主义。但每个人对这个风格都有各自的艺术表达形式，通过艰苦的训练，从而磨练出自己的风格。两位艺术家：陈丹青和Jan Worst都画环境人像，虽然一位更倾向于自然主义，另一位则更倾向于影像化。另外两位艺术家，毛焰和Philip Akkerman，都把重点集中在面孔本身，不断重复使用同一个对象，同一张脸。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挪用、表现主义和立体派等影响，由此表明这些艺术家已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东西方二元分析法。
因此，本次展览除断言中欧绘画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外，还将涉及更广的范围。这些参展的画作提出了这种区分是否仍有意义，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常萦绕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国艺术批评家的头脑中。单从名称本身来看，本次展览让两种肖像绘画传统相遇，然后凭借展览作品的实力，对在个性鲜明的艺术家作品里寻找文化证据的意义提出了挑战。
例如，陈丹青是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界的巅峰人物，而且可能是最关心文化身份问题复杂性的艺术家。陈丹青1953 年在上海出生，“文革”期间曾一度下乡，1980 年当他展出七幅《西藏组画》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作品时，一夜之间轰动了艺术界。这些自然主义画作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提出了挑战，从根本上背离了“文革”肖像画中充满快乐的农民形象，以及“后毛泽东时代”初期对中国绘画的书面矫饰。正如他在《我的七张画》一文中写道：有人要我谈谈怎样在这幅画里表现了对人民和生活的感情，对社会现象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倘要在这个命题上发挥，我也许真能写好几页，但这恰恰是我不愿意多说的东西。我只是靠作品说话，我希望人们注意作品，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还觉得，这幅作品到了存心想让人看出作者在关心人民、表现生活时，反而不一定那么动人了，因为画中的生活已经
变成一种塞过来的东西。
三十年后，陈丹青被公认为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画作被当作最纯正的中国油画的典范。其间，陈丹青移居美国纽约十八年，2001年他回到了中国，担任起模棱两可的中国社会批评家的角色，而非激进分子。
陈丹青画的被照亮的油画院学生的画像，作为本次展览参展作品，迄今为止是他最私人的画作，其中一部分是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的作品。后因英语作为考研科目最终阻碍了他最优秀学生入选，为此他辞去了该校教授职位以示抗议。在这些画作中，在一间白色工作室里，被描绘的年轻人轻松自在，他们的性格全靠他们的服装、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传达。清凉的白光仿佛从天窗涌入室内。因为陈丹青直接从人物速写草图作画，其画作具有一种神奇的准确性，这使画面十分逼真，但又比摄影作品更具临场感。
陈丹青虽然不愿自己的作品被当作是一种象征，但我们从他选择以哪个学生为题材，可以看到某种叙述。把他们作为个体来刻画——一个穿着破洞牛仔裤的长发青年，一个穿着人造毛皮大衣和高跟靴的女同事——传达了中国从人人都戴着绿军帽，在国家监控下作画的“毛泽东时代”之后，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些作品还象征了他把火炬传递给这些学生，并好奇他们当中是否有人能达到他的优秀艺术家的标准。陈丹青被视为是“最中国”的油画家，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因为他坦言自己的自然主义风格来自他对十八九世纪的欧洲绘画，特别是库尔贝的学习。
Jan Worst 可能会让人联想到那种没完没了地描绘豪华背景中的贵族和市民的早期北欧油画。但Jan Worst 表示，自己主要是受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诸如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等导演的影片的影响。1953 年出生于荷兰Heerenveen，并继续在那里生活，Jan Worst 强烈反对传统观念，他闭门自守进行创作，对当代艺术时尚漠不关心。
Worst 在真相与虚构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用学院派现实主义风格创造幻想的场景。他的画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我们在窥视富人的奢华生活，Worst 通过细致刻画地毯、家具、图书馆和宽敞走廊等来增强这种幻觉。事实上 ，同样是虚构的美国文化图像在当下通过电视涌入中国，许多观众可能会误以为这些图像是西方生活的真实写照。Worst 主要画妇女和儿童，他们被安置在某种关系中以增强某种心理作用，有如同巴尔蒂斯的画作。Worst 不画写生，他从时尚杂志和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中寻找模特。他挪用这些不过是图像的人，把他们插入类似十七世纪荷兰绘画文化背景中，制造出两个时期以及两种现实版本之间的冲突。
与陈丹青画作中柔和而灰白的自然光恰好相反，Worst 运用强大的电影闪光灯在画作的室内营造很深的阴影。有几幅画里，白色的阳光从画外涌进窗口，与室内温柔的黄色灯光交融。Worst 用的几乎是多重光来构成画内室景，并用超饱和色调加强效果。他虽然用照片创作，但作品完成后与照片已没有连带关系。它们远比照相写实主义更具表现力并略带离奇感，但依然会显示出这些幻想仍有真实依据。这些作品能驱使我们暂且不做任何判断，像我们在看电影时一样，即便全然明白自己正在观看一名女演员，我们依然能欣赏令人信服的表演。
比陈丹青年轻的后辈画家毛焰，因用微光荧荧的细腻笔触描绘那些令人难忘的肖像画令他享誉国际画坛。毛焰生于1968 年，并于1991 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他抵制他的作品被划分为中国油画，而且拒绝使用中国模特这一事实更增强了这种抵制。他做出选择，要让自己的作品与张晓刚、岳敏君等前辈画家那些强调中国特色的画作区分开来。通过以白种人为题材，使自己能把现实抽象化并对身份观念进行试验。
毛焰曾解释说：我的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肖像画，我只是借助了一些人物形象呈现出我在不同时期的精神状况。从早期的激烈、尖锐和敏感到近期的平淡、虚幻以及温和，都是我对自己的一些认识而已……
然而，尽管上述表白与之相反，毛焰的这些画作是对人脸极其敏感的描绘，用他精湛的技能抓住了人的心境。从近乎单调的色调和浅层角度来看，这些画像形同戈雅甚或埃贡·席尔的素描。但因为毛焰在不同层次涂上颜料，常会扭曲了头型，他自信而独有风度地让题材变得形象、丑陋、畸形。
自1999 年以来，毛焰经常画一个人——卢森堡人托马斯·路德维德，艺术家在北京与其偶然相遇。毛焰创作了上百幅托马斯画像，本次展览选入一部分，它们展示了如此局限——一张脸，一遍又一遍——如何也能成为灵感的源泉。在一张画里，托马斯在凝视天空，毛焰用淡淡的粉红色调相当逼真地呈现出他的面容。但在另一幅画里，毛焰则使用了更多的表现主义手法，用白色抹去托马斯的眼睛，俨然一副死人面孔令人生畏。这好像是，在满足了传统肖像画的基本要求之后，毛焰现在可以自由地进行实验了，他把五官当作几乎抽象的形状来处理。
以类似风格作画但效果迥异的画家是Philip Akkerman，他把整个艺术生涯全部献给了自画像创作。据最新统计，其画作已超过三千多幅。Akkerman 于1957 年生于Vaassen，早年接受古典学院派的训练，后师从阿姆斯特丹的观念艺术家Jan Dibbets 和Stanley Brouwn。1981 年他决定只画自画像作为自己的观念行为，这一抉择让自己去探索各种身份、个人本质和普世性的存在。正如他所说：“我画我自己，因此我在画全人类。”
Akkerman 不断更换每幅画的风格与画法，其画作既不让人感到枯燥，他自己也乐此不疲。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练习让他尝试各种角色，从傻瓜到判官到独眼怪物。这与辛迪·舍曼在全部作品中的探索相似，他给自己当模特，解构和研究来自媒体（现在更多来自现实）的社会类型的类型学分类。但Akkerman 并不关心社会定型。他对揭开人性本质更感兴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起码可以表明每个人都在用各种幌子掩盖自己。
画像通常是四分之三的侧面头像，在每幅画里Akkerman 都在凝神注视，这些画作常以分类沙龙展形式展出，这样会让观者产生某种神奇的震撼力。他在画中的布局令人想起无数个北欧画家的肖像画，其中有伦勃朗最著名的凝视，还有汉斯·霍尔拜因的直面肖像。Akkerman 可能由此会被视为是一个极其保守的画家，重拾往时的风格与布局。但他对自己的严格审视，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审美方面，都完全表现出十足的现代感。因此，他并没有用早期画家的现实主义风格来创作，而是在自己花样繁多的实验中融合了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等因素。
最神奇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的试验发展到超越了重复。Akkerman 在初期作品里呈现了一个年轻小伙子，梳着各式发型，但始终是强壮而果断的。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在我们眼前逐渐变老，而且也变得更加大胆，常勇于冒险，有时甚至毁去颜面。这批作品包含了一个人的一生，记录了艺术家的每个发展阶段。又因为这些画的格式基本不变，观者一比较就很直观地能捕捉到其中的差别。
像Akkerman 这样的艺术家是对陈丹青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感性的公然冒犯，虽然他的画作像Jan Worst 作品内景一样，给人幽闭的恐惧。但拿Akkerman 与毛焰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表示的意图尽管相似，但两位艺术家的方向却各不相同。毛焰的人像给人以一种沉思与孤立之感，仿佛他捕捉到画中人冥思之状。而Akkerman 的自画像，却爱出风头，时刻在显摆自己的各种身份。
最重要的是，这四位艺术家的作品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处理方法，比在中国通常见到的更丰富。中国艺术院校的教育长期重视学院派现实主义训练，为几代中国艺术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没有导致艺术风格的单一，反而造就了一批批像刘小东、刘伟、王广义等风格各异的艺术家，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能够欣赏和接受如陈丹青等人的写实自然主义的艺术氛围。
我们在此有机会看到，这些技巧不是艺术大师唯一的定义，像毛焰、Philip Akkerman 或Jan Worst 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家，他们汲取不同的传统和影响，都是自成一家的艺术大师。他们把我们带入纷繁的世界，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人，有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为大家所熟悉的，另一些则怪诞可怕。这些艺术家将这些面孔展现给大家，并赋予它们生命，由此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并向现实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