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美术专业院校均位于各省会城市及主要城市，每年都有大批报考艺术院校的考生从周边城市地区投奔而来，随后的几年时间积极地融入大都市的生活圈中，学会了适应，学会了感知，然后学会了认识。每一届的学生毕业创作，是他们对城市生活观察、体会和咀嚼后的成果。作品除了技术上的传承或创新，但更重要的则是包含了他们对都市生活的各种感知。从这个现象出发，我们可以探讨一下都市社会与学生毕业作品之间的关系。现代城市的进程，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提高，交通枢纽的扩展，及城市规模逐日增长，大城市中各角落都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这种现状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说不曾受过触动或震惊。若从城市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家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地域做出的视觉反应，可以让观众较为轻易地分辨出其中所包含的有关政治经济话题和个人经验话题，且中两者都是关于城市研究学中的内部课题。这个切入点使我们更容易地找到一种方式去解读城市中的这个群体以及他们的视觉文本。城市与特定人群的关系在本雅明的城市文化研究中有直接阐述。在19世纪现代都市中他发现了游荡者，游荡者发现了巴黎，他通过游荡者的眼睛解读巴黎。游荡者的存在，是城市文明的发展和技术发达后独立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与城市经济生产链条保持距离。在当下的中国大都市，也产生了这么一个具有与本雅明笔下“游荡者”相似的文化群体——艺术专业学生，我们又应以怎样的方式来发现他们身上的“游荡者”使命。
他者的观看完成了对城市的扫描，使城市现形，我们则从他者的身上去发现城市的痕迹和现状，所谓观看的观看。对游荡者的概括，本雅明未单列出艺术家一项，但其波西米亚式的状态并未被怀疑过。“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凡被算作波西米亚人的，都能在拾垃圾者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1]拾垃圾者是工业进程使剩余物质具有其他价值而产生的人群，在当今中国城市中这也常见。游荡者最早的雏形就是出于波德莱尔笔下的现代画家居依，他是城市现代性的产物[2]。游荡者与城市关系，与艺术专业毕业生与城市的关系，是一根交叠的麻绳。城市和游荡者都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游荡者脱离了社会分工，游离于城市之外，他们观察却不靠近，不服从于社会现代和机械运作的节奏，却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在这一点上，院校毕业生同样具备了这个条件。学生的身份和经历未必束缚住他们观看城市的眼光。每年一批批生长在周边城市、地区的考生大量向中心城市汇集，随着这些年院校扩招，数量庞大的艺术生源涌进大都市，成为新的一股外来人口，他们随着落户和换取新身份证等手续，正式被确认为大都市人群的一员。他们在未来的几年学涯中体会到小城市或县城所没有过的经验。城市给予他们各种官能体验的养分。他们如同19世纪聚集蒙马特高地的艺术青年，逐渐从繁杂的外部世界提炼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城市物质的快速消耗、转瞬间的惶恐和追忆的诗性，诸多官能体验萌生于对外界的惊颤。用波得莱尔的话说，震惊经验就是“一个装备了意识的万花筒”[3]。艺术毕业生就业率低也困扰了学校领导，造型艺术毕业生更甚。约10年前的扩招改革促使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以适应社会分工需求，却仍有部分毕业生对其身份恋恋不舍。在本次的考察过程中，笔者仍听到多位毕业生对艺术创作报以一种向往和坚持的态度：要么继续研修要么当自由艺术家。一方面讲，这种单纯的精神和执着仍是造型艺术感召力的有力说明。但反之，事实说明这个群体对投身具体的社会职位和分工职责，具有很大的心理抵抗情绪。他们担心自己已接收、消化的美育与社会产生差距而不能平衡，也不愿意按现代社会划分的模式去调试自己。这种选择可以肯定的说，缘于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自主地剥离出城市的现代性范畴。
游荡者是一种孤独的个体，他们徘徊在城市之外，却置身于人群之中。物质世界在热闹和纷繁的变幻中满足他们的好奇，真正的孤独源自于选择的多样化。大城市对艺术生的深远影响，远不是表面上的那样平静。首先是要克服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与自己生长的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信息媒介和实体空间都在增长和扩张，当前中国大城市高速发展的现状，势必在他们心灵中投射下焦虑的阴影。因此他们渴望在人流潮涌及瞬息万变中抓住确切的东西——个人体验。在过往七届学生毕业展中，若寻思着梳理出每一届作品的潮流特征会使我们感到一种困窘。甚至在前期的考察过程，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趋同性也开始为考察人员带来困难。这种困难有一部分原因出自于城市物质化发展和机械节奏的控制，促使人群统一的原因不仅是人协调了机械社会的节奏，同时该影响也波及到他们的行动、思想和取向。照此说，这个特征也构成毕业生展面目趋同性逐年加强的发展特点，即个人官能感受集中化越来越强。因此，在今年的考察和选取的作品中，笔者将这种绘画题材逐年集中的现象，放在都市研究范畴内，作为城市内部发展的一种解读方式。目前，中国大城市模式日益趋同，地域之间的物质差异和文化差异在减少和弱化，导致我们最直接的体验是所到之处均能发现标识城市在发展的痕迹，尤其是视觉上的刺激，而且形式一致。这将直接产生人对时间和空间混淆的多种形式各异的官能体验。
中国城市化进程在近二三十年来产生了飞跃性的变化。物质化生产在城市空间中不断增殖，促使城市商业快速增长。本雅明的城市研究以19世纪世界的巴黎为个案，给出一个以感官体验为主体的研究计划。后来哈维同以巴黎为城市研究个案时，补充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即“空间生产”理论。城市现代性是两者研究的共同出发点，以特定时代及特定地点为研究对象。中国城市进程中，现代性的特征已经普遍在各大城市中成型。由现代化带来的普遍影响，是我们对技术进步在各阶段的感官体验。城市实体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空间的增殖，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人们去接受现代科技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在此变化中人们所要适应的这个过程，从个人的感官体验上反映出了不同个体的差距。个人感觉体验对物质社会的不同反应，以一种自我保护的应变方式而存在。我们对外在的适应性在时间段上留下痕迹，成为一种实际存在的感觉。这个时间段的维线与城市发展的经线交织，各个交织点是人们对当下感知的坐标。当我们的眼光略过快速变化的物质世界落在了当下，对实在的具体事务，及与自己贴身相关的事件，有着敏感的、直接的反应。按照柏格森的说法，现实的绵延状态使感知摆脱时间的束缚，回忆支撑起过去又渗透到思想。关于时间绵延的感应又成为一种对外界适应性方式的表达。物质世界无疑是艺术创作的直接源泉，而形式转化的要素则是来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感官体验。抛离对城市政治经济框架的理性思考，单是源自于城市空间生产的个性体验就已是隶属于美学的范畴。
“当代艺术”对学生们来说不只是一种潮流方向，对他们的毕业创作而言也是一种条件限定，他们对时代的敏感、对自我经验、对集体事件等公共事务的认知，或者选择投身商业运作的生活状态等等，通过其作品呈现出来的视觉文本反映了他们个人对城市生活的各种经验。就本次考察所得，笔者将入选作品围绕着关于“当下”、关于“变化”、关于“时间”的三个分主题确定出一个循环的次序，以此作为具有“游荡者”使命的艺术专业毕业生们对城市场景的素描。
对“当下”的描述，以实物和细节为对象的重复再现，以现实手法对物质进行一次扫描，以求强化对象征性物质的反讽意味。王冲《那已然逝去的真实》组画，是对“当下”实物的直接描摹。馒头、豆芽、辣椒这些日常餐桌上的东西，普通至极，当与社会上流传过的相关食品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眼前平静朴素的东西一反成为道德的审判，使我们不寒而栗。比起其他的物质消费，食品安全消费的问题日渐成为构成生活中的潜在危机。在过去，食物是温饱的来源，是朴素的生存象征。在物质困难时期，食物的安全性不会得到民众的质疑，我们相信有机的环境生态链条，食物制作过程人性对它的尊崇。稻谷、麦穗也曾作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象征的一种标志，并成为上世纪中期重要的视觉元素。当时的食物也是作为国家阶级对象的代表，体现出一种高尚权威。它作为农民阶级在公共领域的化身，及在私人生活中的物质基础。改革之后，食物丰盛的速度超出我们想象，我们不象之前为食物的数量而奋进或担忧，却为其选择而发愁。食物从原来的限量供应，逐渐转变为需要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媒介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注意。为食物提供媒介的方式从包装到广告，涉及到更多与利益相交的环节，掌控这些着环节的人为谋得自己的利益，将食物原始成本压到最低，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刨去生产和包装的中间过程，食物从形成送到我们的餐桌前，它已溢出先前单纯作为生态链条的循环路线，成为层层包裹之下的商业代用品，早已失去了它所代表的阶层形象和威信，沦为经过多手转换的满足商业利益的令人质疑的饱腹之物。艺术家坦言，太多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他越发地感受到真实的缺失[4]。以精确描摹的方式，试图抓住真实，却发现这样的记录也是一种徒劳，物质的“存在”俨然成为一种对社会危机的惧怕体验。
关于“变化”的话题，在这些作品中体现为城市剩余物质的堆积。城市表面的建筑实体划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地表毫不倦怠地换了一层又一层。每个城市都在寻求寻找一块干净的皮肤来雕刻出自己具有现代性结构的作品。拆建工程的存在虚化了中国城市之间的界限。不断被营造出来的城市建筑和簇新的环境空间，不断增大我们观看的物理距离。建筑在城市中被规划被组织，又遭到被遗弃被摧毁，城市肌理新陈代谢的速度迫使我们对环境的体验开始从建筑物实体上剥离出来。我们不再依附于建筑原始的保护功能，它与人群的关系已悄然变化。建筑作为现代性的成就和象征，在短时间内被推崇又被抛弃，又化为废墟再重新循环。陈睿的参展作品，提示了有关城市建筑与剩余物质之间的转换关系。简化的建筑形体取消了地理上的特征，从建成到遗弃到毁灭是一个城市的生理过程，也是一次肌理的自我调整，如同城市的细胞更新。这些物质是商业制造进入经济循环链条之后的剩余，在这些剩余物质产生的背后还包含着城市政治经济关系的先后变化，一片新的建筑空间的产生对人群结构和流动都产生了影响，促使新的社会阶层的重新组合，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人群在其中需要不断地被塑性和调整，适应与建筑的关系。当废弃的建筑成为城市的剩余物质时，这种社会关系又将重新推翻，空间的转换意味着与过去发生断层，也意味着对城市记忆的摧毁。陈睿用火光燃烧的方式，销毁了他记忆中与建筑空间的关系，借用陈旧的纸质化为灰烬的形式感，把硬质的建筑消解成软性记忆，通过燃烧的方式呈现出艺术家与过去记忆的决裂。《城市、废墟、火光》，此作品标题恰当地把空间与现代性、政治与记忆这两对关系呈现出来。通过这种递进关系，艺术家的现代性意识从城市的剩余物质中孕育出来。
关于记忆在“时间”中绵延的本质，波德莱尔称之为“感应”，嫁接回忆和渗透思想，它也是一种经验概念，是回忆和前史的资料[5]。阮慧琳的《专属记忆》系列分为“遗失”、“遗憾”、“遗忘”，以专属记忆为基础列出其偶然的生命片段。记忆是累积的结果，“曾经记忆中的切片，……我感觉自己抓不到已逝的过去，摸不到完整的未来，因此当下我能做的就只剩下以我的方式来呈现出它们曾经存在的痕迹以及将要存在的可能。”[6]在这段自述中艺术家明确地表达出了她对时间绵延的感应，“抓不住已逝的过去”这个说法点明她与曾经拥有的经验相分离，记忆的切片试图寻找一个视觉的落脚点。因此在其画面中，是各种物象的悬浮。在艺术家的感觉印象中唯有这些切片与物象悬浮状态取得关联，独立存在于意识中的时间片段。这个系列作品献祭给已经消逝的过往，又是介于在未来之前对绵延概念总结出的体验。艺术家将自己所能掌握的能力限定在“当下”，前史已经逝去，未来的不确定性又构成一种危机，绵延的时间概念成为抵抗这种危机的方式。这个过程仿佛又回到了游荡者对当下和细节的重复再现。唯此，对城市现实的再次审视和对物质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才是确保自己维持着一种“游荡者”的特征，在城市现代性的高速转变中不被卷入与社会机械节奏相同的轨道，以此保留“游荡者”使命的诗意。在本次毕业展考察和作品筛选的过程中，给笔者最直接的体验是大城市现代化的瞬息万变导致对人群内部的分化，使部分艺术专业青年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市现代化带来的的各种外部经验。目前国内的艺术院校均位于主要的大城市，在这一客观事实的前提下，使个人体验与城市之间的关联有了物质依托。由此，笔者以城市、游荡者、现代化、个人经验为关键词串联起以上的思考，将他们的视觉图式反应出的城市个人经验汇集为具有诗性的“游荡者”对城市的内部研究，借用“一个装备了意识的万花筒”概括城市人群对外界的反应。如果观众也用一种闲逛的眼光来看待丰富的个人体验，“万花筒”一词倒也可轻松地概括出本届毕业展作品留给我们的视觉样本。
注释：
【1】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2】汪民安：《感官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0页
【3】《巴黎，19世纪的首都》，第209页
【4】参展艺术家王冲创作自述
【5】《巴黎，19世纪的首都》，第216页
【6】参展艺术家阮慧琳创作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