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搜集完一部分孩子的画，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对肯尼亚孩子的影响将是深远的，甚至是终生的。”

一

在2004年，一个名为“Rare”（稀有）的国籍资源保护机构，策划了一个题为Human／Nature（人类／自然）的项目。组织方的介绍是这样说的：“Human／Nature派八位注重深思与创新的艺术家，到八个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地，以在当地所获的经验和知识，激活灵感，创造新的作品。其目的在于借助当代艺术的沟通力与感染力，通过发挥艺术家的智慧和参与，企图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来倡导全球性资源保护，使生活在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区的人们，对环境有更多的认知和重视。艺术家的作品将影响深远——在当地长久发挥作用，对当地人的思维产生影响。为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支柱。此项目涵盖了多种主题，包括大自然与人类文化；保存生态与文化遗产的关系等，对此类课题做全球性的探察与交流。”

Rare联合了美国的两个美术馆，共推荐八位艺术家参与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好。首先，它很象过去我们中国艺术家“深入生活”的方式。同时它提出的艺术主张吻合我对艺术的追求，就参加了。我选择去肯尼亚，因为我以前做过一些与动物有关的作品。在我想象中，肯尼亚有很多野生动物。

2005年，我到肯尼亚考查后发现，当地所有的事情：包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人及野生动物的生存等，都跟树有关。其实在一百多年前，肯尼亚就有一项政策：给农民土地，让他们在那里种树、种地。等树长大后，再给他们新的土地；让他们再种树、种地。但几年前这个政策被肯尼亚环境部副部长万加丽·马阿萨伊（Wangari Maathai）给取消了。她认为，带有农耕性质的这种生态不是恢复真正的原始森林。她特别理想主义，和她女儿到偏远地区带领当地人植树，做宣传，要恢复真正的原始森林。为此她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地有人反对这位部长的理念，认为她太绝对。他们认为树和人可以做到共生，环保最后还是为了人的生存。我觉得，支持万加丽，多少带有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趣味。

我在当地走访了一些专家，也包括林业研究所、森林保护机构以及动物保护组织等。所有的意见和争论，引发了我对肯尼亚森林的兴趣。

在肯尼亚，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大概是长期殖民的原因，肯尼亚和西方之间形成的格局是：原始、野蛮，然后由西方帮助脱离原始野蛮。当然这种关系夹带着怜悯和欣赏。所以捐助基金会在肯尼亚成为一种职业。我接触过一个长在肯尼亚的美国人，她已经是一个在肯尼亚的家族基金会的第三代了。他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从西方找来资金，以各种活动或项目的名义用在肯尼亚。当然，这自然也成为一种生计，但是这个事业是艰难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资金都是单向的，两年三年，但不容易长久，不能循环。应该找到一个系统，让它自己“转”起来。

一天我们从肯尼亚山下来时，我看到我们的向导，他只要看到一个塑料袋——这类不属于自然本身的人为废弃物就捡起来，带下山，（他背着我和助手的所有行李）这让我很感动。在下山的一路上，我与助手和向导讨论深化了这个为肯尼亚恢复森林绿带集资的自循环计划，这个系统将部分资金从地球上富裕的地区不断地流向肯尼亚，为种树之用。那天山上空气异常清新，我们的思维异常活跃。 

系统模式为：学生（6至12岁）根据我编写的教材中讲述的方法，用人类祖先发明的文字符号，组合成树的图画。这些画经编号后，通过www.forestproject.net网上画廊展出(也将在美术馆展出)并被世界各地热爱艺术、关心环保的人们，通过网上购物、拍卖和转账系统购藏。由此，学生的绘画作品将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藏家手中。所得善款将自动流到位于肯尼亚山的Bill Woodley肯尼亚山基金会植树。孩子们画在纸上的树，将变为真的树，生长在肯尼亚的土地上。 

我最初计划是在系统运转起来后，能在美术馆或某公共场所竖一块很大的电子显示板（LED），是肯尼亚山树木的现状图；当购买者的钱到位，会显示出树木在生长。这些变化的显示是由肯尼亚山的植树状况控制的。在纽约等地，LED树木现状图随时都在变化，提醒着人们环保的意识。但至今由于一些原因，这个显示板的计划并没有实施。我希望在中国可以实现。 

整个项目之所以能循环，让富裕地区的钱总是自动地、长期地转到肯尼亚去种树。是因为利用了地区间的经济落差，比如两美元在肯尼亚可以种十颗树，而在美国只是一张地铁票的钱。同时，让所有跟这个系统有关系的人都得到利益。以往的捐款方式和宣传教育是单方向的，不易维持。另外，利用了现成的国际网络电子转汇系统、售卖系统等功能建立最省钱省力的运行机制。网络能做很多事，且消耗最低。比如：我为孩子们写的教材是在西雅图旅行途中完稿，由纽约工作室编排；再传到肯尼亚，肯尼亚人在当地打印出来。这些都是通过网络完成，免去了邮寄的耗损。 

二

这是我第二次到肯尼亚。

肯尼亚虽然穷，但当地的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服，这是我在肯尼亚看到的美好的事情。当地的老师将孩子们召集到环保中心，我们临时设立了课堂。在四天时间里，我给不同班级的孩子们上课，讲解与树有关的各种文字符号，介绍一些相关的艺术作品，之后孩子们在统一规格的纸上自由绘画。

肯尼亚的孩子长得都很像，我有时分不清男孩女孩，因为头发都是那种短短的小卷。每一个孩子都特别有礼貌，而且很害羞。一个个都睁着诚实的大眼睛，翘着憨厚的嘴唇。当他们需要颜料什么的，他们会在边上等你好长时间，然后象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向你开口。比咱们这边的孩子可爱多了。

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课程；结束了，有的孩子不肯离开，站在桌子前不断地涂抹，停不下来。因为在这之前，有的从没有体验过用颜料、彩色铅笔在纸上涂鸦的那种愉快。很多艺术家最开始都是由于迷恋这种愉快而找到自己事业的。当我搜集完一部分孩子的画，我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对肯尼亚孩子的影响将是深远的，甚至是终生的。 

我一张张翻看着他们的画，你能看到，他们把树打扮的很漂亮，画里藏着很多的性格和秘密，树上挂着很多花朵、果实，而果实又是由各种字母符号组成，多么奇异的树！或者，树干怎么成了五颜六色的？画中有多姿多彩的枝叉组合，有的树根上也长满文字，写着：“树是有心灵的，我们必须保护树。”对此，任何现成理论、分析都无法解释孩子们奇异的想像力。你已有的视觉知识及经验，显得被动而跟不上他们。他们的画帮助了我的眼睛。这之后，当我再看肯尼亚的山林时，原来树木本来就是很奇异的。这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生活环境，是他们笔下千奇百怪的树的来源。通过这个项目，我欣喜地发现了知识接受和心灵启发结合后的效果。当文字符号与原生态的因素相掺杂，就变得很有意思，其实这两者之间有很直接的联系。字母的演变，成为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概念元素。但在孩子们看来，文字，符号与树叶、枝干、花儿一样——携带着信息，表达着世界。 

这给了我启发。 

我想，这涉及到人类图像、视觉符号与涂鸦的关系。人类原初的核心符号的出现和原生态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孩子们出手画时，是没有方向的，这和人类最早的符号出现与形成是类似的。他们一出手，就是最原始的概念，像是活化石。 

这也涉及到绘画形式感和设计的本源，设计的核心是什么？比如，孩子们画的树上的装饰，这类特别的形式感，是设计所追求的。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对当代设计全然不知，可是他们却直接穿透到当代设计的核心命题之中。也许他们的思维渠道，是一个好的设计的出处吧，孩子有孩子的方法和依据，正是成人缺失的。 

每个孩子的图像中都藏着许多思想的维度，他们特别敏感，易被损害。任何一点信息的给予和引导都会反映在他们的绘画中。我感觉到，他们思维的试探，像蜗牛的两只触角，鲜活而敏感，但也容易缩回去。我后来经常翻看这些孩子的画，它们是涉及儿童心理学、艺术教育、实现理想等很多方面的有益材料。 

这些画作很快会被放到网上。我期待看到这些作品被人们认购；系统如期运行；钱将被源源不断地转到肯尼亚山。  

这时我想，虽然发起者的初衷是关注环境，考虑的重点并不是艺术。但最终，他所涉及到的艺术的问题，是当代艺术很前沿、很核心的课题。这就涉及到艺术怎么样往前走和摆脱困境、艺术的形态、以及艺术到底是什么？艺术创造性的来源到底在哪儿这一系列的问题。我想很多事情往往都是如此，歪打正着，无心插柳。 

三 

一年后的补记——项目还在进行中。 

从肯尼亚回来没多久，我就开始临摹这些孩子的画，用他们画的一棵棵树组成大幅的森林风景画。在第一幅完成的画上，我有一段题记是这样写的：“我像临摹大师的画一样临摹这些孩子的画，我不敢对它们有任何改变，如果改变，就像砍掉了树木的某些枝干。在我看来，它们象生长着的树木，是自然的一部分。”到现在，我每临一棵树都做一点儿笔记，因为在临摹的过程中，总是给我很多新想法和启发。我发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奏，这属于性格和生理的一部分。这也是每个孩子独有的形式感和笔触来源的依据，都有其内在的线索。孩子在面对一个要画的对象时，是从不知道该怎么画开始的，但下意识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下笔的依据和理由；一旦找到了，他们就表现出“孩子的执着”，这种执着是一种天性。比如说，如果这棵树的树叶是用三笔画出，那他画每一片都一定是三笔完成的。即使画不下了，无论多密，哪怕三笔摞在一起也要画上三笔。为什么要这样？这是给自己找到能够进行下去的理由。这种临时的理由，是非常奇异的发生过程，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边际限定的、形式美感产生的机制。有意思的是，这与中国传统皴法、点法程式化理由有相似之处，这又引我思索中国画程式化的来源。以上只是一个例子，这类启示确实很多。 

我说，每一个参与此项目的人群都获得利益；我从中收益的，就是从这些孩子的画中学到的东西。而孩子们的最大收益，不是学习了艺术，也不是了解了知识，而是通过从一棵纸上的树，变为真的树的过程，懂得了理想是怎样实现的。这里的意义在于它是通过真实的社会经济运转方式来实现的，这个运作机制就是咱们的现实，也是孩子未来的现实。使孩子的理想，能够找到具体的着落点和实际的结果。我们教导孩子要有理想，但这个理想不能是停留在空想中的。 

《木·林·森》计划在肯尼亚的实施是理想的，我一直想把它移植到中国来。可是我担心，中国孩子画树，画不过肯尼亚山里的孩子们。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的树了。最大的问题是：会不会我们的孩子一出手就是“福娃”的风格？这是一个悬念。在中国，这个计划将带出更多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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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一、二章节在2008年8月8日夏楠访谈基础上完成，章节三由本人2009年10月8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