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我并不在的那个地方，亦即某种我看不见的阴影，它使我在我所不在的那个地方看到了我自己——一个镜式乌托邦。但是，这也是一种异位，在那里，镜子真实地存在着，并具有某种反射我占据的地点的效果。由于镜子，我发现自己并不在的那个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看到了自己就在那里。 

 ——福柯 

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四个有关联又各具意味的城市，成为这个展览中被采集的点，参加展览的主要是现居住或曾经居住在这四个城市的有着本城市及跨城市经验的艺术家，展现在这个展览的他们在某个阶段、某种状态下创作的作品，并非作为记录、记载或者见证各个不同城市的“历史事件”，而更是作为建构（这四个）城市的一种（或者“种种”）“话语实践”。 

深圳在30年前作为中国改革开发前沿的经济特区，根据一种“经济特区”的理想被组建，从现在的蛇口口岸出发，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为既定目标，调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在一个小渔村的基础上兴建起高楼大厦、地铁、火车站……，30年的建设成果红红火火，这是一种惊人的成就，也是一种异化的现实——虽然她没有历史、文化可言，但是她已经成为一种“城市”的模型。相反，广州具备悠久的文化历史背景，她虽然没有像深圳那样大的流动人口，但也云集了各种各样的居民，地理上的优势给她带来物质经济的起飞早以及思想观念的相对开放，这些方面很大程度上却并没有积淀转换为浓郁深厚的人文艺术资源，这样一个城市中的这样一种异质现象本身即是她在向前发展及建构中不被预设却在今天明显被感觉到的。 

在地理及人口方面，香港与澳门都不及广州与深圳的大及多，香港、澳门依据另一种城市模型被建构，在被殖民与被殖民之后的交错处，她们一方面是回归——“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另一方面是断层——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英国与葡萄牙殖民国的影响在香港和澳门的街头巷尾都留有痕迹，有一些被错以为抹掉了，有一些被认为成为“遗迹”，有一些只能还放在那里……无论如何，现实生活中遵循着以前是、现在依旧是的东西以及以前不是、现在是的东西，也渐渐接受以前是的东西现在变成不是。这个展览对香港、澳门这样的城市状况的话语建构，即是她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脱离了为她们设计好了的轨道，像深圳、广州一样，本来是一种“乌托邦”的城市理想，在现实中的存在则呈现为一种“异托邦”的城市模样——这不是说“异托邦”作为“乌托邦”的反面，而是说以“乌托邦”作为镜子反射出来的镜子后面的那一层才是我们拥有的“异托邦”。 

从广州、深圳这两个大陆城市往返于香港、澳门，很重要的一点是交通方便，促进交通方便是为了实现理想追求中的区域之间的一体化。从这个基础出发，她们之间的融合、交流成为必然与日常；只是，“必然”与“日常”不一定导致“同化”。香港、澳门不仅与广州、深圳，也与其它大陆城市都存在着差异——在这个展览中，这种“差异”的话语框架主要从四个城市分别被建构成“异托邦”城市的一种、四个城市（及更多城市）之间异质的模棱两可的并存等等这些方面来搭建。 

建构一种想象中的城市模型与建构一种对这种城市模型的认识——后者成为城市中的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这里不是“因果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形成于其中”。

关于城市景观的（主要是）摄影作品为城市构造了一种“话语单元”，在这个展览中，并非把这种“话语单元”拼凑成对这四个城市发展建设的脉络图景。肖全的作品《罗湖》为我们提供了深圳建设过程中罗湖地带建筑物的差异于建设之后的形貌；杨勇的《青春残酷日记》拍摄于当时（2003年）的深圳火车站，他否定照片的“摆拍”因素，因此它不是专门为“火车站建设的历史”所作；刘卓泉的《葬于深圳的姑娘》叙说着一个事件，是对离异——无论是照片中的主角的离异，或是照片中的主角发生的事件本身的离异，还是照片中的主角所在的和事件发生所在的城市的离异——在城市建构中的发生的提示；李锐奋的《城市漫游系列》，展现了当时澳门的城市概貌，作为一个系列的作品展示，在整个展览中呈现为我们的城市建构的某些片断；林东鹏的《处境》是关于香港夜景的绘画装置作品，感觉是但没有前奏也没有后续，或者感觉到有前奏后续但不清楚什么是前奏与后续。 

这个展览的第二种“话语单元”建立在对生活在这四个城市（或同时在其它城市）的人在城市建构过程中自身被建构出来的意识、知觉等。徐坦的《高端》从他的“关键词”项目而来，几乎所有城市机场都出现宣扬成功人士之道的屏幕，城市、机场、“成功”，这三个本身都作为被追求的目标在同一空间里面被衔接，产生出异样与配套；周滔的《1、2、3、4》将深圳、上海的餐饮、服务业员工集体一致化为城市中看起来欣欣向荣的景象，运动着的一群人就在被建构而成的异托邦城市中同样向往欣欣向荣的前程；程展纬的《I Love You》涉及语言层面，不同的城市对同样一个事物的不同习惯用语的表达来自身处这些不同城市的人的不同被塑造的意识形态（的表层？）；蒋志的《空笼》中的小女孩流离失所在深圳某个街头，她在这个充满了奋斗目标及远大理想的城市中被认为是异常的，认为她是异常的意识与她自己在这个城市中的意识之间便是差异、异化、异样、异位的一种；滕斐的《嘿》将手机摄像头聚焦于在凌晨4、5点钟被他逮住的流浪猫，缱绻的猫与城市、与城市中的人，以及人与城市的关系一不小心就被照片中猫的灵异眼光所捕获却因太过闪亮而更让人目眩；姚志燕的《玩》表面轻松娱乐，混合着深圳居民与外来或者暂住居民的放纵狂欢举止，场面的融洽与温情折射出在整个城市建设、变化过程当中的人的同时被建造、被转变而来的存在现象。 

第三种建构的“话语单元”的作品主要关注于这四个城市分别在特定的某个点上“异”于其它城市或者说直接就是这个城市自身被异化的点。以体制建构这个方面而言，程展纬的作品《越境犯罪》将香港与其它城市在法律条令的某些规定上戏腻了一番，他跑到香港之外的城市行为在香港被禁止的行为而后再返回香港；梁美萍的作品《Made In HongKong》同时是一个行为创作的过程，生产于深圳大芬油画村这一合法经营伪制品（正常的法律条令是打击伪制品）的城中异域；杨子健的《Grand Lisboa》彰显了赌博作为澳门的一种合法（而在大陆城市是犯法）行当，作品因素之一放大镜更是将赌场转变成一种异位场所；黄小鹏的《请问附近有没有厕所》追问的是香港（以及其它类似城市）如何在被殖民化的过程中顺应了被殖民，摆脱被殖民的同时追求“被殖民”，当“被殖民”被视为自然而然，它作为“被动的”（即背面）就是存在于镜子的后面的。 

最后，作为一种异托邦城市的延伸的“话语单元”，即是本身生活在这个展览中的四个异托邦城市的艺术家对这四个城市之外的城市的一种想象性建构。段建宇的《山西地形图》、《海南地形图》和《威尼斯地形图》，是她的新近创作《纽约巴黎驻马店》（包括编造的小说、绘画和装置）中的组成部分，对包装纸板的再利用与根据纸板及各个地域特征对旅行地形图的再描画区别出宏观的与微观的城市印象，被挤压的城市以及对被挤压了的城市中的两类指示性图标可能或者偶然会被发现于被浓缩了的线条与形象；白双全关于“旅行”的作品即《谷之旅》是对一种区域划分的话语推理思考，似乎有了地图、有了规划、我们就已经将每个城市、每个区域把捏在手了，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还可以怎样都行的游走——即使是照着镜子，有着理想与目标，那个供观照的“乌托邦”本身也许就是“异托邦”的一种。 

“‘异托邦’城市的一种”作为一个展览，集中为对“镜像之物”的反映。四个当代城市的现状纷呈散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