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与邓颖超都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运动领袖。她们为中国革命建树的丰功伟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享誉国内外。同时，她们在长期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总结她们的经验，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学习她们的榜样，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 同为妇女运动奠基人
中国妇女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宗法制度的重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何香凝生性倔犟，富有平等和反抗思想。早在幼年时期，对迫害女性的缠足陋习，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终于保住了一双健全的天足。对女子无才是德、不许女孩读书的旧传统，她深恶痛绝，多次抗议。在争取不到上学机会的情况下，依靠勤奋自学而掌握了相当的文化知识。从而成为一个既有文化知识又有健康体魄的新型女性，为其一生自立自强，从事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03年，何香凝到达日本不久，即在留日学生江苏同乡会编辑出版的革命刊物——《江苏》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敬告我同胞姐妹》一文。她以激昂的革命热情、铿锵的言词，号召二万万女同胞与男子并驾齐驱地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文中说：“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覆巢之下，薪火之上，宁有幸欤？吁我同胞，至今日犹墨守无才是德之谬说，有目而盲、有耳而聋，有脑而窒，有心而蓬。……不知国家为何物，兴亡为何事。土地日削，置若罔闻。其必待肌肤之辱，死亡之惨及身而后觉乎？”她大声疾呼：“吁我同胞，其勿仍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何香凝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提出妇女要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旧制度，建设新社会中求得解放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此后，她参加同盟会，投身国民革命。通过长期革命实践，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对妇女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妇女所受压迫最为深重
何香凝指出：“我们受帝国主义及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已经失去自由平等的地位，若果不竭力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民族将永远沉沦，做人奴隶，做人牛马、听人宰割了。女子则更可怜，处于国民不平等地位之外，更有男女间之不平等，法律上的不平等，旧礼教、旧风俗的压迫，以致女子的人权丧失净尽，如女子之作婢妾，为男子之买卖品，其生活直同地狱，女子的价值何在？”这就深刻地指明中国妇女受着双重压迫：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经济压迫和不平等法律、旧礼教旧风俗的压迫。因此，“世界各国的劳动妇女莫如中国多，因为中国妇女没有相当的职业可做，所以不能不做劳动苦力的工作。世界上的劳动妇女亦莫如中国劳动妇女痛苦，常见有许多妇女背上背着小孩，肚里怀着小孩，肩上还挑着一百多斤的东西，真比牛马不如。牛马虽然辛苦，还用不着背着小牛小马去工作，我们妇女还要时时背着小孩去做工。”
二、国民革命是妇女解放的唯一道路。
何香凝对妇女解放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国权已经失去，女权更何由振兴，现在民穷财尽，国亡种灭，将在目前，不克救国，还想自救，这自不是缘木求鱼么?”她把妇女解放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比作树根与枝叶的关系，“根本先固，枝叶自然繁茂，所以我们要求妇女解放，必先从事国民革命。”否则，就是“舍本求末，劳而无功。”她认为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妇女解放就是一句空话，只有“国民革命是妇女解放的唯一道路。”她说：“国民革命成功了，我们第一层压迫便立刻除去，至于第二层压迫，又怎样呢？这可容易极了。所谓法律待遇的不平等，旧礼教、旧习惯的束缚，一起都可以破除，因为我们党纲早就规定男女平等，那些旧法律自然是要铲除的。那时我们只要自己不束缚自己，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来束缚我们了。”
三、应当引导和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国民革命。
她说：“我国妇女占全国国民二分之一，但从事革命工作，……真是很少很少……一国四万万人，只有二万万人工作，正如一个人的身体，只有半身能够活动，这个人可以算得健全的人么？一国国民只有一半能尽国民责任，这个国也不能称为健全的国。所以要国家强健，必定要全数国民共同努力。”“女子处在二重压迫之下，应该加倍努力，加倍奋斗。然而，现在却不然，……只因为她们受了深重的压迫，如久处地狱，不知黑暗一样。她们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境地，自己不知道自己可怜。”又说：“妇女受了数千年的旧制度、旧礼教等等压迫，在特殊环境里养成她们薄弱的心理，对政治社会完全隔离，未尝加以注意。”
那么，如何唤起广大妇女群众呢？“有知识的妇女们，要多负一重责任，引导她们，开发她们。”因为“我们要谋解放，不可单靠少数有知识妇女，必定要与大多数的农工妇女联合起来，领导她们，开发她们，使她们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形，及妇女现在的地位，唤起她们的爱国心，激发她们的革命性，使她们和我们同立于一条战线之上，以完成革命工作。”
何香凝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变为指导妇女工作的方针，付诸实际行动，是在1924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她出任改组后的国民党妇女部长，并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长，得到了共产党人的支持，特别是邓颖超的配合与支持。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妇女解放问题，1922年召开的“二大”和1923年召开的“三大”，均专门作出“妇女运动决议案”，成立了妇女部，并大力领导劳动妇女为维护自身权益的罢工斗争。邓颖超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早在“五四”爱国运动时期，她就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人。1923年创办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国共合作后，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妇女部长。“五卅”运动中，她发起组织天津妇女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担任主席团主席，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她具有丰富的妇女运动和群众运动经验。1925年8月到广州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妇女部长。党为了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特派她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担任秘书，以推动妇女的统一战线工作。她和何香凝一起运筹帷幄，周密部署，指挥广东以至全国的妇女运动。
仅举荦荦大端，以窥一斑。
一、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之先河
何香凝为警醒中国妇女倡议的第一件事，就是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924年3月8日，在广州第一公园隆重举行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何香凝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举行了中国劳动妇女的第一次大游行。游行队伍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 “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作权、女子参政权！”“保护童工、孕妇，革除童养媳，革除多妻制，禁止蓄婢纳妾，废除娼妓制度，争取妇女解放！”等响亮口号。
这次纪念活动虽然仅限于广州一地，规模也不大，但它提出的口号和要求，反映了全国妇女的愿望，激励着她们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因而在社会上和全国妇女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影响所及，1925年纪念活动扩展到平津，邓颖超主持了天津第一次纪念“三八”节的大会，她报告了“三八”节的起源，提出妇女运动的方向，号召广大妇女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从根本上谋社会的改变和妇女自身的解放。1926年全国很多城市和地区纷纷纪念“三八”节。“三八”国际妇女节是1910年确定的，中国迟至14年之后才集合到这面反压迫、反歧视的旗帜之下。这次活动不仅教育了广大妇女，还显示了国共合作妇女大团结、大联合的威力。所以它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地位，开辟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新纪元。
二、省港大罢工的坚强后盾
1925年，为抗议“五卅”惨案，声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而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当时，从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达十几万，……其中女工和家属一万余人。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虽然由国民政府解决了，但零用钱很少，有的人连买手纸的钱都没有，生活十分艰难。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开展了募捐和生产自救活动。
她们发动华侨捐款，到各机关捐款，组织学生上街卖花售旗募捐，请演艺界义演募捐，以救济罢工工人。她们创办“工读传习所”，集生产合作社与劳工夜校为一体，日做工，夜读书，既挣钱补贴生活，又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何香凝用节衣缩食节省下来的钱给女工买缝衣机，到洋服店和裁缝铺去买廉价的零碎布头给女工加工，又带上传习所生产的草鞋样品到国民革命军军需处推销。邓颖超常穿着工装裤到女工中深入调查研究和开展工作。
此外还开办贫民医院，对罢工的男女工人一律实行免费医疗。为罢工工人子女办文化补习班，使他们受到教育。
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为省港罢工工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省港大罢工坚持16个月取得胜利，使香港成为死港、臭港，给英帝国主义沉重打击的辉煌成就，其中就有她们的贡献。
三、为妇女运动立法
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何香凝、邓颖超与宋庆龄一起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何香凝在会上作了《妇女运动报告》，指出：“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锁链之下的中华民族唯一解放的出路，只有集合各阶级民众于吾党旗帜之下，实行国民革命。在各阶级中自然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不能除外。换言之，国民革命还要妇女参加，始能说是完成。”
会议决定由何香凝、邓颖超和宋庆龄组成《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她们提出了《妇女运动决议案》，为大会通过。《决议案》提出：“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特别强调要“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包括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同工同酬、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反对多妻制、童养媳和买卖人口、妇女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提出各地党部均设妇女部，以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
这是国民党制定的第一个妇女运动决议案。国民党“一大”宣言确认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没有具体的内容和规定。“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总结了妇女运动的经验，内容详实且有现实针对性，对开展妇女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贯彻“二大”妇女运动的决议，何香凝与邓颖超一起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诸如：创办以宣传妇女解放为宗旨的《妇女之声》旬刊，阐述革命道理和国民党的政策，交流妇女运动经验；建立广东省妇女联合会，以统一妇女运动等等。当时，最重要的是需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妇女干部。因此，她们创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
1926年9月，由何香凝任所长的妇女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学员由各省市党部和妇女团体选送，第一期招收学员50余名。讲习所全日上课，学制半年。聘请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谭平山、鲍罗廷夫人等讲课。邓颖超主讲《中国妇女运动》，当时她有身孕五、六个月，身子有些笨重，但仍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专心致志地讲课。当时在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刘天素回忆说：“何香凝当时虽然有病，但仍坚持每周两三次来所，给我们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妇女解放斗争史。她以自己的亲身体会，阐述孙中山先生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她那激昂的语调，坚毅的表情，特别是说到痛切处声泪俱下的神态，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妇运所还组织学员深入群众做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妇女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
妇运所虽然只办了一期，但由于严格的入学条件和高质量的教学，培养了一批政治觉悟高、办事能力强的妇女干部，成为妇女运动和各项工作的骨干，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与当时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被称为广东的两所一校而享誉全国。
两位杰出的妇女运动领导人，以她们的远见卓识和出色的工作，使妇女运动在广东树立了丰碑，为全国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二)感人至深的革命情谊
何香凝与邓颖超从1925年相识、相交、相知，一直延续到1972年何香凝辞世，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5年，邓颖超来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不久，就发生了廖仲恺被暗杀事件。邓颖超十分震惊和悲痛，她立刻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看望和慰问何香凝。并在各界声讨杀害廖仲恺罪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她无微不至地关怀何香凝的生活和健康，主动把妇女部的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不使何香凝分心。当为廖仲恺举行国葬时，邓颖超搀扶着何香凝，陪伴她一起步行到临时墓地，她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于缉凶的态度十分坚决，与汪、蒋之流消极敷衍、另有图谋形成鲜明对照，给何香凝以有力的支持，使她在危难之际深切感受到邓颖超和共产党人的真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15日又提出“党务整理案”，排斥打击共产党。何香凝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与蒋介石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使蒋被迫解除了对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住宅的包围，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从而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使蒋介石在反共进程上不能不有所顾忌。通过这些事，何香凝是共产党的可靠朋友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在邓颖超和共产党人面前。
何香凝与邓颖超配合默契，经常一起参加活动，出席会议。何香凝只会粤语，不会普通话，当时汇集到广州的全国各地人都有，许多人听不懂广东话，常常由邓颖超做何香凝的翻译。1926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本应由妇女部长何香凝作广东省妇女运动报告，她委托邓颖超代为起草并作报告。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1926年12月中央妇女部随国民党中央迁至武汉。邓颖超因广东省妇女部工作需要暂留广州。何香凝在中央妇女部为她保留了一等秘书的职位，虚席以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颖超从广州脱险，绕道上海来到武汉，与何香凝汇合。不久，蒋、汪合流，国共合作破裂，邓颖超转入地下，与何香凝被迫分手。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1938年8月，邓颖超受中共长江局委派，去香港会见宋庆龄，何香凝和香港各界朋友，以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人才有机会重新聚首。当邓颖超到达香港跑马地摩利臣山道何香凝寓所时，她们热烈拥抱，为分别11年之后的重逢而万分欣喜。邓颖超向何香凝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光辉业绩，武汉的政治军事形势等等，征询她对团结抗战的意见和建议。何香凝向邓颖超介绍香港抗战救国和妇女运动的情况，并陪同她会见香港各界妇女代表。由于抗战形势危急，工作千头万绪，匆匆一晤又匆匆分别。
1949年4月，当何香凝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北上抵京时，邓颖超和朱德、周恩来等亲临车站迎接。当晚，又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为她接风洗尘。此后，邓颖超多次专程到何香凝寓所探望，向她通报情况。何香凝了解到解放区发动妇女参加土改、保证妇女和男人一样地分到土地，拥有土地所有权，在反封建斗争中争得妇女应有的权利，实现男女平等等情况时，她激动极了。几十年来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它变为现实，而且比孙中山的设想更为彻底；同时，为占全中国妇女80％的农村妇女开辟了解放之路。当得知在她抵京前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时，更是十分激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香凝先后担任了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她日理万机、殚精竭虑，对中国妇联的工作，也时刻关心并做力所能及之事。作为全国妇联第一副主席的邓颖超，经常到她家中向她汇报工作，听取她的指导，并请她参加一些重大活动。如1949年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宴请出席会议的代表，何香凝出席并发表讲话。1953年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她向大会发出“新中国妇女努力的方向”的贺词。她常为妇联重大活动作画，如中国妇女代表团出席世界妇女大会时，她画了一幅《墨梅图》，并提写“冰霜雪压心犹壮，战胜严寒骨更坚”几个苍劲的字相送。每逢“三八节”她常发表文章或演说，这既表达了她对广大妇女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全国妇联和邓颖超工作的支持。
此外，她俩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在一起开会，何香凝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连同她担任的侨委主任，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联系，加上几十年来邓颖超周恩来与何香凝一家的深厚情谊，使她们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两家常来常往。1950年8月初，是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25周年，何香凝精心地画了一幅“梅花松柏图”上面写着“恩来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她用霜欺雪压香如故的梅花和酷寒不凋挺且直的松柏象征邓颖超和周恩来，寓意深刻，恰到好处地赞颂了他们的爱情和品德。1954年邓颖超50岁生日时，她又画了“菊花图”相赠。画上的菊花淡雅秀丽，迎严寒竞放，这里蕴涵着她对邓颖超多么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理解啊！(这幅画收入了《中南海珍藏书画集》)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病逝。中央决定遵照其夙愿与廖仲恺合葬，由邓颖超护送其灵柩到南京。9月6日庄严肃穆的合葬仪式在紫金山中山陵旁举行。廖仲恺、何香凝这千古流芳的夫妇合葬墓，矗立在中国大地上，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也是邓颖超最后送给何香凝的厚礼。
(三)留给人们的启示
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民主主义革命家。邓颖超是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入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二人分属不同党派，信仰不一，为什么会结下如此深厚的友谊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爱国主义的纽带把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何香凝出生于十九世纪末叶的1878年，邓颖超出生于二十世纪初叶的1904年。这个时期，中国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没落的清王朝昏聩腐败，苟且偷安，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把领土主权拱手相让，正如何香凝所说：“庚子之变，联军入北京之事，去今未远，铁骑到处，民不聊生。”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激励着她们奋起救国。何香凝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而奋不顾身。邓颖超以15岁的小小年纪；就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闯将，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她毅然投身共产党，在白色恐怖和枪林弹雨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搏斗。她们为了振兴中华，挽狂澜于既倒，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4年中，她俩分多聚少，经常是关山阻隔，天各一方。但是，在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总是彼此呼应，遥相配合。正如邓颖超所说：“我们在不同地区，不同战线，各自在不同的岗位，用不同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可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何香凝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毅然率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热爱人民是联系她们的另一条纽带。特别是对工农群众的感情尤为深厚，看到劳苦群众胼手胝足，劳作终日，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没有一点权力和自由，她们引为切肤之痛。怀着拯人民出水火，解工农于倒悬的情愫，不知疲倦地去做一切有利于人民的事，与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思想感情的一致使她们相扶相携，并肩而行。
何香凝与邓颖超是国共两党有代表性的人物，她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党派人士长期合作过程中开出的奇葩，是不同党派间合作共事的楷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典范。摒除一党一派私利，摒弃门户之见，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在对真理的追求与膺服中团结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是这种关系的深刻概括。本着这种精神，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就可以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何香凝与邓颖超半个世纪来表现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理想，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品格风范，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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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敬告我同胞姐妹》，载《双清文集》，下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
2 4 5 7《国民革命是妇女唯一的生路》，载，《双清文集》，下卷第35—37页。
3 《三八节的感想》，载《双清文集》，下卷，第55页。
6 8《妇女运动报告》，载《双清文集》，下卷，第30页
9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载《政治周报》，第6、7合刊，1926年4月10日出版
10 刘天素：《良师益母——回忆在何香凝先生身边的日子》，载《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第172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
12 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载《邓颖超文集》，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作者简介
吴琴，女，长期从事廖仲恺、何香凝生平事迹的研究工作，著有《邓颖超与何香凝》，华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