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2009年6月6日笔者于何香凝美术馆所作《何香凝与中国女性画家的历史际运》讲座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对何馆王晓松先生的邀请和多方帮助,对笔者所在的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2010年 Trimble 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ward的科研资助,以及诸位友人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批评建议,笔者一并表示感谢。收入(美)诺克林著:《女性、艺术与权力》,游惠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213页。承王晓松先生惠示复印件,在此鸣谢。
何香凝与女性画家的历史际运
时间:2009年6月6月
主讲人:洪再新
杭州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现任美国普吉湾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东亚美术史、中国美术通史、宋元和现代中国书画、中外艺术收藏交流等领域,均有重要著述。翻译《山川悠远——中国山水画艺术 》,编译《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撰写《寻找马孔多——哥伦比亚十日随笔》、《中国美术史》等艺术史论书籍。
何香凝(1878—1972)是女性画家的骄傲。她在中国女性艺术家数千年的创作历程上具有双重的文化象征性。在艺术史学的语境中,她的历史际运帮助我们重新思考197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艺术家研究的认识模式,由此验证中国审美传统所主张的“文艺以人传”的理念及其深远的世界意义。与此同时,在近现代绘画史所面临的一系列艺术难题中,何香凝的绘画创作方法、目的与风格,显示了女性艺术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揭示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个中国人文传统的最高境界。
一、艺术史学语境中的何香凝
在艺术史学语境中,何香凝的意义随着女性问题的展开而愈益鲜明。和阶级、种族等问题一样,女性问题的提出和反思构成艺术社会史的新视角。在此视角下,何香凝作为一位杰出人物引发了女性画家研究的诸多新问题,凸现她在世界艺术史上的特殊重要性。
1971年,纽约大学的美术史教授诺克林女士(Linda Nochlin) 在美国《艺术新闻》杂志上发表了著名论文《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开始了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相表里的艺术社会史研究的新潮流。但限于美中关系的僵局,诺克林在其宏论刊发之际,并不知道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艺术家,恰恰就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从那以后,美中关系全然改观,中国女性画家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但遗憾的是,到2001年,诺克林发表《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三十年的反思》的回顾文章时,仍未触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举其大者,如外文译介清代厉鹗《玉台书史》和汤淑玉《玉台画史》等女性艺术专题著作,涉及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等杰出书画家;近代陈寅恪80万字专题巨著《柳如是别传》的问世,对一代才女柳如是的生活时代作了宏大的历史叙述;而作为中国唯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家博物馆,何香凝美术馆的成立是女性研究新阶段的开始,使“绘画通过绘画史进入历史”; 诸如此类,都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很显然,倘若诺克林了解中国的女性艺术家的过去与现在,特别是何香凝在中国女性艺术史上的风采,那么,当她提出和反思“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画家”这一命题时,就可能在两个方面作出补充和修正。
第一,诺克林通过对西方艺术的社会体制的考察,提出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画家”的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一个人天生是天才或不是天才,而在于社会体制的本质,以及这些社会体制对不同阶级或族群里的个人作为的禁止或鼓励。” 这一问题能否成立,学术界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但从社会体制着眼认识女性问题,是很有见地的,只可惜她不熟悉近现代中国在社会体制上的演变,以及这一变化给女性艺术家带来前所未见的历史机遇。
20世纪中国的妇女解放是靠着何香凝等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才得来的。何香凝作为国民党左派的元老,不论在朝在野,都是一个社会制度改革者,并用其书画艺术来加以提倡。1949年以后,何香凝作为著名民主人士,继续在社会的改造进程中发挥其积极的影响力,团结和激励包括女性在内的艺术家,创作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出现破裂,促使民族美术的地位大为提高。继齐白石之后,1960年何香凝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可谓众望所归。这不仅对于何香凝本人,而且对于女性艺术家群体,都是很高的荣誉。纵观世界各国的美术家团体和组织,很少有女性艺术家享有这种制度上的优势。
第二,诺克林提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画家”的命题时,依据了西方艺术史的情况来评价画家的“成功”和“伟大” 与否。她认为,“不论这个女性艺术家是反叛家庭或者是在她的家庭中找到支持的力量,她内心都必须要有很强的叛逆性,才能让她在艺术的世界里走出一点方向,这完全不同于担当社会认可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贤妻良母是每一个社会体系都自动加诸女性的唯一的角色。唯有采取‘男性化的’态度,如专心、集中精神,坚持到底,并且全力接受观念和技艺,女性的艺术的世界里才有成功的机会,并且继续成功下去。”由于不熟悉中国艺术史,诺克林不了解何香凝为世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即中国美学所强调的“文艺以人传”价值观。
对此美学传统,曾与何香凝合作山水画的潘天寿先生,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有明确的表述: “吾师弘一法师云:‘应使文艺 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可与唐书‘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二语相印证。”这里讲的是一个伟大人格的理念。艺术家伟大人格的确立,追求的是艺臻于道的境界,它也赋予性别问题以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女性艺术史的巨著《柳如是别传》中,史学大家陈寅恪清楚地阐发了“文艺以人传”的价值观。柳如是的事迹不直接见载于《玉台画史》,表明她在礼教社会的身份地位十分低微。但她过人的见识和才华,却能反衬出当时社会不合理的结构,同时也可以穿越礼教对女性画家的禁锢,追求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使她成为令后世钦敬的一代才女。对比柳如是生活的是17世纪,20世纪开始了女性解放的新纪元。17世纪的“钱(谦益)柳(如是)姻缘”反映出大航海时代带来的社会新风气和明清易代的文化冲突。20 世纪杰出的女界领袖何香凝则以其特殊的经历,体现了从清末、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巨大社会变革。同是“文艺以人传”,何香凝涉及的是更为复杂的社会与艺术命题,使其重要性远迈前贤,由此成为世界女性艺术史上的一个典范。
二、近现代绘画史语境中的何香凝
作为女性画家,何香凝的艺术创作实践和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一系列艺术难题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何香凝的一生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认识中国绘画在近现代所经历的各种困境,以及她解决这些艺术难题的个人方案。
首先, 20世纪的画家虽然在创作方法上比前人有更多的选择性,但这也构成他们的一大艺术难题。何香凝选择了留学日本的方案,通过“东洋画”( 或更具体地称为“日本画”)的实践来考察与西洋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者对“写实” 与“写意”的关系的处理。
何香凝从1903年开始,先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日本女子大学校学习,1909年就读东京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日本画选科,1911年毕业。何香凝没有像其他女留学生那样专习西洋画,而是师从日本帝展画师田中赖璋,具体掌握了如何将狩野派画法与西洋再现绘画融合在一起的创作手法。狩野派从15世纪起,在“格物”与“形似”的基础上,发挥了南宋院体诗意画的传统,逐渐成为日本画坛主流风格。1886年,在美国人菲诺罗沙教授的倡导下,这一画派的最后传人狩野芳崖成为新“日本画”的代表。这一风格强调绘画空间的表现,所以在国际上自成面貌。从何香凝1910年作于日本的《山水图》(图1)与田中赖璋绘制的《秋山图》轴(图2)比较中可以看出,其基本精神以写实为主。
何香凝的选择并非偶然。尽管她和留学日本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岭南画家在艺术方面的交往活动尚待深考,但却有相通的艺术旨趣。岭南派的“折衷主义”道路,很快成为中国画坛上的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何香凝并未介入1920年代发生在广州的那场论战,而是和经亨颐等书画家在上海组织了“寒之友”社,探讨中国画的发展问题。1929年她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所绘制的《月下小景图》(图3),以传统水墨来表现舟桥树木、月光云影在水中倒映的画法,历史上十分稀见。无论描绘写实景致的努力是否成功,何香凝一生坚持再现艺术的理念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1956年她创作《真山水》图(图4)时,虽然在临古方面开始下大工夫,但依然追求一个基于写生的“真”的理念。正如董必武题句所云:“眼观山水形,手写山水神;形神皆逼肖,山水若留真。”
第二, 20世纪的画家尽管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绘画创作的目的也更为多元,但如何充分发挥绘画的认知作用,却成为一种挑战。何香凝作为女权运动的领袖,十分明确绘画在女性解放的过程中的功能,使其与现代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何香凝作为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遗孀,有很重要的社会影响。1925年廖遇刺身亡后,毛泽东、周恩来曾为其撰写祭文。何香凝在1928年辞去国民党内的职务后,将精力主要用来从事绘画创作。在她的女性受众中,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像1935年冬她为孙夫人颂寿所作的《松、竹、梅》图轴,以“岁寒三友”来表达高尚的志趣。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何香凝从欧洲返国共赴国难,以绘画作为支援抗战的武器。目前仅见的一幅她在《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上展卖的作品《竹菊图》(图5),颂扬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对此,毛泽东在1937年致何香凝的信中,作了政治性的解读:“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时,唯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于是,何香凝的绘画艺术被诠释为斗争哲学的视觉表征。
1949年以后,何香凝在国家和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担任过一系列的要职,包括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在其中进一步发挥其绘画艺术的作用。现藏毛泽东故居图书馆的《百花齐放图》为1951年何香凝与北京的一批书画家合作赠送的礼品,她的点睛之笔是用朱砂画了一轮红日。国家主要领导人刘少奇、董必武、陈毅都题咏过何香凝的画作,像1951年刘少奇在何香凝的山水画上题写“祖国山河”,就是强化女性艺术作为国家视觉象征的意义。陈毅在1960年题《松菊梅》图的诗文中,也强调了绘画的认识功能:“大师撮其神,一纸皆留住。绘画如其人,方向毫不误。”同时,执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记录在她的作品上。何香凝在与各政治党派人士的诗画酬唱中,已不同于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与艺术同仁组织“寒之友”社的情形,而是在一个国家高层建立连接传统价值和现代理想的视觉纽带,其寓义的多样性,不啻为了解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奇特景观。
第三,20世纪绘画的题材风格非常复杂多样,画家如何高蹈独立,自成面貌,也是一个突出的难题。和同时代的女性画家相比,何香凝选择狮虎与梅花作为主要绘画题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
何香凝专攻狮虎这类猛兽题材,一反传统女性绘画的柔媚习气,体现出她刚烈的个人性格。辛亥革命后广东革命政府在上海出版的《真相画报》,多次刊登高奇峰所绘的《狮》、《虎》图,在国内外影响巨大。巾帼不让须眉,何香凝同一时期也创作了大量精彩的《狮》、《虎》作品。其中1911年《虎》图(图6),赠给辛亥革命的元勋黄兴(克强)。1929年诗人柳亚子应何香凝之请,题其1913年作《国魂》,回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香凝先生十年前绘狮甚夥,悉为朋辈持去。此幅以仲恺先生爱玩,至今留箧衍中,洵稀世之奇珍已。”(图7) 正如1936年《中央日报》记者所称道的:“在党国名人中,擅法绘的虽然很多,而我所钦佩的,只是陈树人的山水花卉、经亨颐的奇松怪石;但是何香凝女士她能兼诸家之长,于山水、花卉、树石以外,还能画狮虎之属的雄猛走兽,所以我格外的钦佩她!” 的确,这类题材适用于社会的公共空间,譬如1951年她的《虎图》,著“毛主席雅赏” 的上款,向共和国的缔造者致意,表现其受众特有的雄强气质。
在形成何香凝个人风格的过程中,梅花这一绘画题材最能体现其伟大的人格特点。1950年代初她的《梅图》(图8)是一范例。其构图简明,一株老梅从右向左斜贯画面,结节盘曲,苍劲有力。树干中央伸出两三枝条,纵横交叠,刚健挺拔,数爿新梅,破绽开放,洋溢着勃勃生机。其上款为“宾虹老先生教正”,和大画家黄宾虹追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理念彼此贯通。正像1953年赵朴初在何香凝《梅图》上题写的诗句所云:“娇娇一枝梅,心壮暮年笔。画骨铁铮铮,看花光奕奕。念花烂漫春,多少霜雪厉。珍重岁寒姿,永葆贞刚质。”1962年何香凝在与潘天寿合作《梅竹疏石》图时,以浓墨重笔,横空画出一株老梅,上面红梅朵朵,气势盎然。潘以疏石淡竹补景,衬托出“漫漫疏影太横斜”的诗情画意,亦为精品(图9)。
何香凝绘画风格的转变,主要体现山水题材上。一方面她坚持“求真”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临古”在传统绘画中的作用。从1934年春她赠给宋庆龄的《远山樵夫图》到1953年4月沈钧儒题写其绘制的《和平之境》(图10),是她对正统派隐逸山水的沿用,既可以寄托个人的文化情怀,也能够表现祖国山河的和平之境。
由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一系列难题可以看出,何香凝作出了重要的选择。作为中国现代女性的领袖人物,她的艺术人生既包含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人文修养,又体现出时代赋予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使命。妇女解放就是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些基本方面,何香凝以绘画来实现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文理想。在达到这个境界的过程中,何香凝将传统与现代化融为一体。
插图目录
图1何香凝《山水》图,1910年,(原作已佚),录自《何香凝诗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图1
图2田中赖章《秋山图》轴,设色绢本,145 × 50.5 cm,年代不详,伪满皇宫博物馆藏
图3何香凝《月下小景图》,设色纸本,80 × 38 cm,1929年,何香凝美术馆藏
图4何香凝《真山水》图,设色纸本,84 × 154 cm,1956年,何香凝美术馆藏
图5何香凝《竹菊图》,设色纸本,95 × 22 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6 何香凝《虎》图,水墨绢本,26 × 30 cm,1911年,何香凝美术馆藏
图7何香凝《国魂》,1913年,录自《何香凝诗画集》,图5
图8何香凝《梅图》,水墨纸本,136 × 34.7 cm,1950年代初,黄宾虹藏品,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9何香凝、潘天寿合作《梅竹疏石》图,1962年,录自《何香凝诗画集》,图51
图10 何香凝《和平之境》,设色纸本,131 × 65 cm,1953年,何香凝美术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