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重新引入时间的概念具有了一种政治性的必要。时间的物质形式和感知形式在展览中得到相应的关注。于时间之中，人却不再是消息的起点，而是成为接收者，有时是指示，有时是代码，有时支持消息的媒介，有时成为是信息本身。这种时间观重新界定了人的可塑性——一种建立识别和沟通的机制，如同马丁·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狂喜”（ecstasy），一个包含了未来、过去和现在多重时间的时刻，从而显现事物的“真实的存在”（authentic present)。在全球化促进的不断加速的时空关系中，我们如何认识时间的抵抗形式，尤其在中国社会速度至上的后现代现实中，如何深入思考技术带来的问题从而建立个体的判断和抵抗力？“时间的狂喜”希冀成为一个批判性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