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画史的重要变局之一，与宋末元初的变革相比较，明末的画史变革呈现出对于绘画形式自身的重视，即对绘画中“笔墨”结构的生生不息追求（石守谦），而推动此次变革的关键人物正是晚明松江董其昌。因此，他是讨论这场画史变局的理想时间坐标。前董其昌时代，画史是苏州吴门的“醇雅”；董其昌及其之后三百年画史则是松江的“苍茫秀润”。董其昌之后，松江“笔墨”变革的继承者是松江派、支裔娄东王氏。王时敏是晚明重臣王锡爵之孙，王鉴乃王世贞之孙，两人画学皆得董其昌法规，并上溯“倪、黄、董、巨”诸家。常熟王翬是“二王”的学生，虽然不是太仓王氏家族，但是，因其画学观念及追求与娄东无异，而视为“时敏之法裔”。后学王原祁则是王时敏的孙子，其笔墨苍浑沉古，“家学师承，渊源自有”。

他们的画学思想遵循着董其昌构想的“南北宗论”，凭借太仓王氏的影响力，令“南宗正脉”的影响于清代以来的绘画领域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国朝娄东、虞山、毗陵诸家，笔力雄厚，直入元四家之室，师友相承，风流未坠，百五十年。”（钱大昕）现代艺术史家方闻称：“17世纪中叶几十年间，太仓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文化实验。仿佛既出于真心又有某种意图。年长的二王看中了才华横溢的青年王翬，三人共同完成了重构山水画风格的系统化进展。他们的这项工程以董其昌‘集大成’信念为基础，突破了董其昌—巨然—黄公望语汇的狭隘局限，尝试将所谓南宗与北宗的画风作新的综合。这种想法既大胆又激动人心……这些艺术家培育的人的价值与其艺术成就同样引人注目。”这场引人注目的“文化实验”使历代“笔墨”语汇获得了极大的梳理、集合，“南宗画”也因此覆盖了三百多年的文人画史，形成其“正脉”。

无论是前董其昌时代，还是“董其昌与四王”构建的画史，离不开地缘和师承，两个特殊的纽带。“小四王”“后四王”“虞山派”，以及他们前后的追随者，让先辈构建起的娄东“画学正统”一直延续至清末。时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画史变革的激烈程度超越以往，“海派”的出现预示新的画学趣味。“五四运动”之后，画史的变革被纳入世界历史当中，面对时代的变革，代表传统的“四王”体系首先遭遇革新派的挑战。即使如此，近代纷繁的艺术思潮之中，我们仍然能在上海的画坛看到“南宗”笔墨的位置。冯超然、吴湖帆、张石园、陆俨少等，笔墨出入宋元、“南宗”诸家。后学宋文治，因前辈朱屺瞻的引荐，向海上名家吴湖帆、张石园、陆俨少等问学。他们处在二十世纪的画史中，恰是“娄东画学”的继承者之一，从王时敏到宋文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董其昌—“四王”的画学体系绵延三百多年的历史图景。

此次展览由南京博物院与何香凝美术馆共同策划，以娄东为线索，分六个单元主题：华亭血脉、集古大成、金针微度、麓台精神、麓台正脉、传古与新风，展出包括“四王”“小四王”“后四王”及近代冯超然、朱屺瞻、吴湖帆、张石园、陆俨少、宋文治等艺术家合计68件珍贵作品。希望通过细致、系统的策划，呈现出清初以来画史所见“风格与世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