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可以用“留学”来贯穿，它以“留日”为起点，以留欧、留美、留苏相续接，由留学生们带回的从技巧、方法到观念、制度等各个方面的“新知”，逐步而彻底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美术的生态与格局。此次展览即意在探讨美术留学的经验对中国画探索所造成的影响，但限于展览规模，将范畴具体限定在1905-1937年间，有留日背景的美术家的中国画改良实践上。  

“留学”在1937年之前的留日运动中始终是一个包含了“游学”的宽泛概念，这一点也适用于“美术留日”。“美术留日”通常以1905年黄辅周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为起点，在1905-1923年达到繁盛，在1919年一战结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涨起来后，“美术留欧”逐渐结束“美术留日”一花独放的格局，进入二者平行发展期，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美术留日”的“戛然中止”。  

受日本画坛“日洋融合”探索的影响，留日美术家中，回国后转向或继续从事中国画的现象，在整个美术留学史上相当突出，其中丰子恺、关良、陈之佛、朱屺瞻、傅抱石、丁衍庸，和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方人定、黎雄才等11位画家，成就最为突出，他们为20世纪中国画改良实践提供了异彩纷呈的改良方案，做出了极富创造性的贡献，其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此次展览即意在通过11家作品的并置，直观呈现他们在中国画改良方面的成果。  

上述11位画家，年龄落差达31岁，留日时间由1906年到1935年，前后相错29年，几乎贯穿了民国美术留日史的始终，他们的艺术实践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外来“日本因素”和由日本“转译”的“西方因素”，在中国画改良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还须注意，他们不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地域环境、美术环境存在差异，家庭背景、际遇、个性、知识结构、学艺经历等也各自不同。他们以差异甚大的个体性应对“融合中西”的时代性，所呈现的艺术面貌虽有共性，但更多独特性，在将他们纳入中国画改良的范畴中来讨论的时候，只有充分重视他们的种种独特性，深入分析他们各自的特点和成因，才会真正对“中国画改良”这一课题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