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艺术史系缪哲教授将于2014年8月2日-3日到何香凝美术馆，为大家带来有关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两场演讲。
第一讲：秦始皇陵的俑与汉阳陵的俑——如何感受艺术中的人性
时间：2014年8月2日（周六）14:30 - 17:00
地点：何香凝美术馆学术报告厅
第二讲：汉代的帝国艺术
时间：2014年8月3日（周日）14:30 - 17:00
地点：何香凝美术馆学术报告厅
关于演讲
秦始皇陵的俑与汉阳陵的俑
——如何感受艺术中的人性
艺术史家谈论秦始皇陵的俑（以下简称“秦俑”），都以“写实”为其最大的成就。所谓“写实”，一指俑的尺寸同于真人，二指其身体与面部特征近于真人。所谓“成就”，又针对此前与此后的墓俑而言：与秦俑相反，这些墓俑的尺寸皆小于真人，高仅几十厘米乃至更小；身体或面部的表现，也往往抽象、廓略，未见“写实”的兴趣。这一类型的代表，可举汉景帝阳陵所出土的俑。然则从早期中国的墓俑中，我们可分辨出两个不同的类型：1）专力写实的；2）力避写实的。后者是普遍的现象，前者唯见于秦始皇陵。故从写实的兴趣说，秦始皇陵的俑是早期中国艺术的一个特例。
如何理解这一特例，或它的突然出现又遽然消失，国内学者探讨得较少。国外学者的探讨则多取“外来影响”的视角。如Richard Barnard在2004年Alexander in China?一文中称，秦始皇陵金字塔式的外观与陵中附葬的“雕塑”（俑），乃是受西方的例子的启发，比如大约同时（约公元前353 年）建造于Halicarnassus的Mausolos王陵。Lukas Nickel去年（2013）发表的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一文，又把这灵感的源头东移至更靠近中国的地方，即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也因此而“希腊化”的中亚地区，如阿富汗的Ai Khanoum。两人的观点虽未必不然，但外来的影响恐非秦俑出现的内在动因。本报告的内容即对秦俑的内在动因——或“动因之一”——做一假说。要点如下：
1. 从西周以降至秦朝，中国有两个墓葬文化的类型：一是偏爱人殉，二是忌惮或反对人殉。后者流行于中原“华夏”诸邦，前者流行于时称“蛮夷”的秦楚，其中以秦最为制度化，施行也最久，至二世时代，此风犹未绝。
2. 从公元前5世纪顷始渐渐出现的墓俑乃是人殉的替代。这以俑代人的新做法最初主要见于秦楚，后始播及中原，至两汉时代，始成一普遍的风习。
3. 战国秦汉之人对待俑，有两种心理态度：或希图引起对真人的联想，或不希图引起对真人的联想。
4. 从文化心理说，偏好人殉的族群在心理上易倾向于前者；忌惮或反对人殉的族群往往倾向于后者。
5. 从俑的表现说，前者倾向于以俑“模仿”（imitating）真人，故易流于“写实”；后者倾向于以俑“替代”（substituting）真人，故反对“写实”。
6. 秦俑与汉阳陵俑的风格之区别，表面上是风格的区别，实质是文化心理的区别，以及对人性之感受的区别。这应是秦俑作为“风格特例”的心理动力之一。
7. 秦俑艺术的成功是人性的失败。阳陵俑风格的失败则是人性在秦代经历短暂失败后，在汉代又重获胜利的视觉证据。
汉代的帝国艺术
随着商周纹样传统在春秋时期的崩溃，战国早期出现了一种新的、以描绘视觉经验为企图的艺术，可称为“具象艺术”（pictorial art）。在经历200余年缓慢的演进后，至［秦］汉，它被赋予一个新的功能：参与建立并表达新兴帝国的自我定义。这定义主要由三方面组成：1）帝国与天的关系；2）帝国与历史的关系；3）帝国中心与四方的关系。第一方面的定义，乃是确立天与帝国的关联，为其合法性构造超验的基础。具体而言，便是把经验之天构造为神圣的人格之天，从而在天的结构与帝国的结构之间建立一种镜像式的关联。第二方面的定义可称上者的延伸：由于天命被定义为可因统治者的行为而不断“被授予－被遞夺－再被授予”，人类的历史便被定义为天命在时间中实现的过程，或天命“被授予－被遞夺－再被授予”的时间序列（temporal sequences)。如同任何序列一样，这个序列每一组成的“身份”（identity）皆由整个序列决定，故帝国因天命的“合法”又被转译为历史的“正当”。第三方面的定义延续前二者而来：帝国既有合法而正当的权利统治“天下”，四方便可征服，或可归化。这三方面的定义即构成了［秦］汉帝国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础。参与建立并表达之，是战国始兴的具象艺术在秦汉被赋予的新功能。
从观念的形态讲，［秦］汉帝国的自我定义有很浓重的人格化特点：1）“天命说”中，固已潜寓了人格之天的存在；2）汉代人理解的历史多呈现为英雄的行为与后果，而非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非人格因素的互动；3）对于中心与四方的关系，汉代人也多从“人物－事件”的角度理解，而罕及地缘政治与经济关系等机制性因素。参与建立并表达此定义的艺术便须发展出一套人物－事件的表现技巧。这促成了商周纹样传统的最终崩溃，以及“人物－叙事”的艺术传统在秦汉的确立。
综合考古出土与文献记载，［秦］汉用于表现帝国自我定义的题材包括：
1.以“斗极”为中心的人格之天；
2.正统历史中的古帝王；
3.汉帝王与天之关联的证据：祥瑞－灾异；
4.正统历史所定义的汉帝王角色：则天－稽古者、勤政－德风者、敬祖－尊师者等；
5.帝国与四夷的关系：灭胡－职贡。
这一套主题，应是在秦至新莽间，随着秦汉帝国自我定义的完成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光武复汉后，又服务于东汉王朝，并因权贵不同程度的采用，而渐渗透于平民阶层。故捃拾其落珠遗贝，重理汉代已消失的帝国艺术，并借以为脉络，考察考古出土的墓葬材料，乃是本次报告的内容。
讲者介绍
缪哲，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2007年获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今供职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2012年获正教授职位。研究领域为战国－秦汉艺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