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关注并呈现来自13个国家22位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创作的展览活动。所谓“海外华人”通常指称的是“居住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包括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拥有中华民族血统，而不论其目前所拥有的国籍。参展艺术家的身份既有出生、成长在欧美、东南亚的某一个国家，也有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移居和留学到某一个国家的“学留人”（即留学以后留居在异国）。“青年艺术家”年龄，则是按照联合国卫生组织所规定的18-44岁之间是为“青年人”的界定。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是一个宽泛的群体，因为国别、地区、个体的差异性很大，并非是千篇一律的存在，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不同的时空及语境，使我们无法以一种固定标准来判断与衡量，因此“身份”问题是切入考察的一个角度。 

身处海外的华人可能谁都无法脱离身份而存活，他/她总会寻求自我的确认，或者说寻求某种身份，因为身份与国家、族群等社会群体密切相关。而身份对于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尤其敏感，他们都带有特定的价值观念，是由在不同地域文化、种族、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所形成的态度与立场上从事艺术创作，其观念、角度及表现方式无不深深地打上“身份”的烙印。应该说，每一个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的身份都是独特的、多重的。但求同存异，他们也具有一种身份认同：具有华族血统，或在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或留学后在异域从事艺术创作。这种共同的身份与境遇，使得他们的艺术具有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本土的，也不同于所在地的，而是具有多种文化之间，并不断变化的性质与形态，或许更多的是一种适应、冲突、磨合的混杂结果。但国内对这一层面的艺术家及创作而举办相关的展览活动，其实是不充分，甚至是缺失的。而在全球化与在地性的文化背景之下，作为其中的客观现象之一，却值得持续关注、展示和研究。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创作由于空间位移所带来的所在地文化背景、地理位置、自身身份等因素而形成差异性，也融合异质文化语境而构成的世界性话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中出现的艺术多样性。我们试图以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生态与本土文化艺术进行对话，鼓励他们的创作，并寻找出其中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何香凝美术馆策划这次展览和举办评奖及有关学术活动的基本目的之一。 

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经历或华人社区、家庭的影响，华人文化价值观已深深根植于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定居或旅居异域，在所在国立足，他们需要接受或认同在地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认同与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多少处于矛盾之中，不断思考着自身确切的身份。正是这种双重的碰撞，使一些在异域的青年艺术家具有无根的漂泊感和边缘的散聚心态，这种心态并不只是保守地执著于原有文化而对在地国文化的抵制，也并不是织制一个文化之茧来减轻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张力，一种以在最基本的水准上保持着文化认同，并在视觉文化上为自身的文化冲突来展开可能的未来方向。 

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也就是对不同族群文化的归属而构成各自身份的一部分，虽然其中有矛盾有冲突，但同时又兼容共存。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社会群体所构成的。如果将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而由于他们本身的流动性，其身份也因此变动不定。当一个人由追随一个群体而转向另一个群体时，他的身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曾定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形象地描绘了这种身份的转换： 
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作了沟通。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九十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龙应台“干杯吧，托马斯·曼——谈放逐中的写作”，见《读书》1996年第2期第4页。）

正因为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既有种族为基础的共识与身份认同，又因各自的差异性、流动性造成其身份的不确定，所以我无法将其难入到固有的类型之中，而这也正是其活力之所在。因此，考察、展示他们的双重经验的影响，置身异域的独特艺术实践，就成为我们策划、举办这次展览项目的前提与基础。 

旅居欧美与东南亚的海外青年艺术家由于经历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存在“身份”上的差异，他们的艺术创作在所在国艺术圈占据的位置，融入主流社会文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既包含差异，又具有共同身份的创作群体，在多重文化碰撞、交融中从事视觉艺术创作，难以占据中心位置，他们的处境是独特的。东南亚由于移居的华人众多且聚族而居，在各国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华人社会，例如新加坡。因此华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而且从东南亚华人青年艺术家作品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来看，华族文化在那里同所在国文化相遇，虽然也存在隔阂和碰撞，但由于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过去曾存在于殖民体系的掠夺之中，不象西方世界那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所以能够彼此兼容互补而得以存在和发展。为此，当探究海外华人青年艺术的存在及其意义时，就变的相当复杂，需要具有一种多元和跨文化的视角，在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叠交汇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艺术家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展示其丰富多样的视觉文化和价值。 

如果从地理空间的远与近，从生存空间的陌生与熟悉过程给予观察，就出现了一种相映成趣的现象。面对人类共有的主题，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异域文化，肯定都有着其曲径通幽的共性，但不可否认，其差异性与互补性也是极为明显的。或许在“全球化”的掩盖下，所谓世界文化的“相互同化或一体化”的说法仍然只是某种“中心论”的变种。而只有承认并保护文化差异，促进各种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吸取和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认识自己，才能避免文化冲突，及可能导致的灾难。缩短并消除距离，以及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也不等同于“同化”或“一体化”，只有在保持自身独特之处时，真正的交流才有望实现。 

对于立足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叉边缘处境的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来说，可能有种种无法备述的艰辛和困惑，但对艺术创作而言，这种体验也不一定是负面的，应该是可利用资源。因为艺术需要自身感受和体验的积累，也需要对自身陷入的境遇进行较为清醒的客观审视和思考。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的边缘性形成了他们文化上的空间张力——不即不离的引力和斥力抗衡，使得他们不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还是对所在国文化的回顾和思考，都获得必要的距离，这种远与近的距离往往有助于客观的审视，使之与主观体验相平衡。边缘人正是可以在他\她们的孤寂中洞视两种文化的差异和交叠，从而检视自己和他人的外在和内心世界。以他们这种独特的人生经验，切入生活的角度，肯定与本土艺术家不同，他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变成不可替代的记忆与命运的书写。尤其是在异国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华人青年艺术家，可能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熟悉，他们和中国文化的关联多半基于他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的记忆，或通过间接途径。青年一代艺术家已经摆脱过去的文化记忆，不再只是单一地去表现文化的冲突、融合等主题，而是开始将自己置于全球化的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试图在创作中表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或许这是他们“在地未来”的艺术创作的一种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