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艺术在之前的研究中，集中于派别归属、风格演变等方面。研究的史料基础以何香凝诗词和六十载的绘画遗作为主。谈及何香凝艺术，多论及画作中的题跋对其主题寓意的总结，并伴随题跋人物身份的变化及在政治历史中地位的高低，使何香凝的绘画艺术倾向于作为斗争哲学的视觉象征。而近期的何香凝艺术研究中，学者开始从其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及担任的事务工作等材料，涉及考察何香凝更为复杂的艺术与社会的命题，研究的视角开始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切入[1]。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将日常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现象作为考察重点，为以往艺术理论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白谦慎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中总结了艺术史研究方向转变的意义，以及他以傅山作为艺术社会史研究个案的主要成果。在傅山书法的个案研究中，白谦慎强调其论述方式以傅山的日常事务为史料基础，复现傅山在清初如何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其意义在于揭示文人艺术背后的现实与经济的动因，还原真实的艺术图景。此个案研究所体现的价值在于，为艺术社会史研究既定的模式中提出了相反的例证，即拥有“文化资本”的文人艺术家在使用这些资本解决日常生活事务时，仍对其艺术创作起着主导作用，而这是与职业艺术家的最大区别。
何香凝的革命工作与艺术创作，集中体现在民国和建国以后的这两段时期。她的政治身份、社会活动与她的艺术创作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但这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其艺术创作的动力来自于时代环境的需求和工具。若是如此，在近现代中国画变革中，早期留学日本的何香凝的创作为何又向中国传统文人派靠近？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何香凝，其画作又是如何经营周转的呢？本文试图以何香凝在民国时期绘画的创作和运用，作为文人画家如何行使个人 “文化资本”为个案研究，回答以上问题。何香凝于清末留学日本，又于民国建国前后参与了大量的妇女运动及民革工作，解放后继续担任侨务工作。纵观何香凝绘画历程，前者以日本画风格著称，后者以全景式山水和文人墨戏的花鸟题材闻名，中者则是何香凝民国时期画风转变的关键时期。本文主要讨论何香凝在何种动力下促进她选择向传统画风靠拢，以及她在交游、卖画、答谢的各种创作情境中的运用方式，试图勾勒出民国时期何香凝的创作片段。从以上几个方面展开对何香凝的关注，主要是考虑到，何香凝作为一名民国革命女性活动家，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与文化精英群体本应存在着一些“间隔”。但在她的交际和绘画中，何香凝又赋予了自己新的艺术家身份。她将自己原有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声望有意识地运用到绘画行动中，这种现象及效果很少有学者给予关注。
从何香凝艺术史料中发现，民国期间何香凝将画作用于赠礼、酬卖等用途，自辞去党内职务后，更将其绘事作为维持生计、建立社交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者已经整理的何香凝各种信函和文稿，保存了她关于生活中绘事方面的记录，由此可见她在民国期间绘画的意图和应用的情况。正是由于何香凝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所创下的业绩，使得这些关于她个人思想和活动的资料得到整理和保存。本文正是要从这些记录中，重新关注这位国民党左派女艺术家在民国时期的绘画情状。
何香凝文化声望的形成
1878年何香凝出生于香港的富商家庭，少年时代她就有着强烈的抗争意识。1897年（19岁）何香凝与旧金山归国华侨廖仲恺在广州结婚，此后得到廖仲恺引导开始接触诗词和绘画。1903年（25岁）何香凝廖仲恺夫妇赴日本留学。同年6月何香凝在《江苏》杂志第四期发表开山之作《敬告我同胞姐妹》[2]，开宗明义地表达现代妇女应关注和参与社会事务的用意和精神。这篇文章的发表与中国第一本宣传男女平等、由上海中国女学发行的《女界钟》同年问世。尽管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明显的社会反响[3]，但文章的发表对于早期妇女运动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这也为何香凝日后研究妇女问题、组织妇女运动和革命工作奠定了基础，使她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妇女领袖之一。
孙中山为早期留日学生提供了救国道理和方略，激发了包括何香凝夫妇在内的有志之士参加民主革命工作的热情。同年9月何香凝廖仲恺夫妇投身于孙中山麾下。1905年（27岁）时由孙中山、黎仲实介绍，何香凝加入同盟会，成为最早的女盟员。在同盟会正式成立的第一年间，孙中山的革命工作需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何香凝和廖仲恺、朱执信联名写信给美洲等地华侨，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吸引华侨加入同盟会，使革命得到经济上的资助[4]。何香凝在海外华侨中的声望也因此逐渐扩大。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34岁）至1949年（71岁）之间，何香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使她在国民党内和地方上的妇女运动中逐渐确立了其政治地位，她的文化名望在国民党官员幕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士及文艺界中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同时这份文化名望的累积，也成为1928年何香凝辞去国民党内职务后所能依赖的社会资源。1921年时（43岁），何香凝与宋庆龄在广州筹备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次慰问义师的组织，在经济和物质上支持讨桂将士，使前线将士大受鼓舞，因而“士气亦为之增加百倍”[5]。1925年廖仲恺遭暗杀身亡，事后何香凝在粤军追悼廖仲恺陈秋霖大会上就此事向社会发表声明：“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6]，随后又出席了工农商各界、广东军政学各界为廖仲恺举办的祭奠大会，以演讲的方式勉励大家追随革命精神。为捍卫“扶助农工”的政策，何香凝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7此会议上，竭力促成会议通过“建立仲恺农工学校案”，阐明振兴国家经济的宗旨。后因国库经费不足，何香凝决意成立校董会，筹集资金经营学校。此外，何香凝一直从事着妇女运动的工作，辞去党务工作之前，何香凝就妇女运动工作而频繁出席的会议、演讲、提案等活动近三十场[7]。直到1926年（48岁）在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她被选举为中央党部妇女部长。
何香凝1909年至1911年（31-33岁）从日本本乡女子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辗转返回广州。这时的何香凝已是一位具备日本画风格及技术精湛的艺术家，并与当时姚栗若、高剑父、高奇峰等文艺界人士在广州家中常有来往[8]，廖仲恺更喜将何香凝这个时期的画作当作赠礼[9]。
何香凝绘画的用途
民国时期何香凝的绘画在她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用途，从结交友谊表达祝福、画图易米、维持生活到义卖慰劳等。何香凝的创作多是应这些情境所需要而完成。她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这样的感叹：
卖画（1935年）[10]
结交从古重黄金，贫贱骄人感慨深。写幅岁寒图易米，坚贞留得万年心。
何香凝不违直言她以卖画换取粮食，甚至钱财等基本生活物资。何香凝卖画的原因，为私是卖画易米维持生活，而为公则是筹款救国。最早见何香凝卖画筹款的记录始于1921年与宋庆龄在“出征军人慰劳会”的义卖中，何香凝已经开始现场作画，协助义卖[11]。1925-1926年间，以纪念廖仲恺爱护农工、扶助农工的意志为宗旨，筹建仲恺农工学校，训练中级技术人才以振兴国家经济为目标。因国库亏空，北伐也在筹备当中，政府不允出资办公学。何香凝立志卖画筹款成立私立仲恺农工学校，并作为该校校董之一[12]。二十年代初期，何香凝已经开始卖画筹款的初步实践，目前所得资料尚未有记录她这两次售卖的具体成果。但学校建设经营的经费则一直困恼着何香凝。她在1931年发表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中补叙了她从1929年时上海文艺界人士捐画售卖得到的启发：
民国十八年，蒙上海书画家慨加赞助，捐集墨宝若干件，每拟公开售卖，作为学校基金。徒以香凝频年漫游欧陆，卒卒未遑。……香凝海隅闻警，万里遄归，于兹宗邦急难之秋，敢忘匹夫有责之训，权衡缓急，一念转移，则兴学尚可稍迟，而救国不容或后，因拟将积存时贤墨宝，并香凝个人历年所作画件，举行展览会，悉数变价出售，即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13]
何香凝一般会集中在一个时段里作画，常常积累画作以便不时之需[14]。在欧游之前她与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夫妇汇聚白马湖长松山房作画吟诗。想必何香凝所指的“历年所作画件”和“积存时贤墨宝”不出于“寒之友”社社员之间，甚至包括其他社员所结交的沪浙一带的国画家的画件也在何香凝的墨宝清单之内。1929年何香凝先经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之地，一路以卖画筹集旅费，并为仲恺农工学校筹集建设基金，最后达欧洲英、法两地（图）。何香凝本擅长中国传统绘画技巧，且当以此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此行她还另外携带了二百余幅画作同行[15]。鉴于何香凝早期在海外华侨中的威望，南洋地区华侨对她的支持都集中反映在购买她的画作的热情，尽管在南洋地区酬画效果不佳，但华侨仍不失对何香凝绘画的喜爱，她结识了更多的海外华侨[16]。在欧洲游历约二年时间，何香凝在巴黎时已创作了不少佳作，包括现藏于何香凝美术馆的何作尺幅最大的《松·菊》。
何香凝回国后由她筹划举办的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一次展览即1931年12月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17]。有学者称这次展览是三十年代初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且继美展之后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展览，在形式上兼具了展示与售卖的功能[18]。当时的媒体报道资料显示，何香凝是此次展览取得极好的社会反映的关键。展览上义卖七百余件国画，包括何香凝的画件、古人名画、时贤墨宝等以十元至几十元的低价义卖，甚至远低于一般润格费，展览最终所得义卖款项为二万余元，并按展览初衷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19]。何香凝筹划的这次展览，无疑为她在政府官僚、文艺圈和社会上提升了更高的声望。行动魄力和已经具备的社会威望使得何香凝在展览中得到更多的拥护，这使以后有更多的人希望获得她的画作。
在1944年6月、8月，何香凝写给廖梦醒的两封家信中分别记录了她卖画所得十万元、五万元和小金两片，内容还涉及将钱财如何分配给家人、朋友，被订购的画件的邮递和汇款情况[20]。从这两份信中可以看出何香凝在桂林时卖画的收入是家庭的经济来源，她对画件邮递和款项是否到位的确认也相当认真，可见她非常重视画作周转流通的情况，也显示何香凝与购买者之间相互敬重和赏识。1946年何香凝给孙科等人的信中总结了她二十余年间为学校经营费用所努力的结果，说经过亲自募捐，奔走于海外及国内戚友，卖画所得的款项充足，以此奠定了校董会维持学校经营的物质基础[21]。何香凝三、四十年代的画作能有不俗的销售，可见与三十年代初她筹划的那场大型展览有直接关联，甚至买方乐意先付款后再托人取画[22]。
何香凝的交游圈及藏家
若将民国时期与何香凝交游的人物全数列出清单，这也并未易事。目前存于何香凝美术馆的何香凝绘画作品中，这个时期的作品只部分有上款，部分有题诗，其它大部分作品只简易地署以“香凝”二字。从款识上了解何香凝交游圈但有价值的绘画资料数量不多，如再结合何香凝民国时期撰写的信函和文稿，倒也可以列出她交游圈中主要的人物类型：早期同盟会员、文人雅士、海外华侨、国民党官员、共产党人士。
（一）早期同盟会员
何香凝与早期的同盟会员素有往来。这些人与何香凝关系渊源深厚，如何香凝的知交挚友，诗人柳亚子、教育家经亨颐。同盟会员中又有些是帮助和辅佐过廖仲恺工作，如曾任广东省民政厅长的陈树人。他们与何香凝都是早先共同追随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左派人士，同时又是彼此的绘画盟友。
何香凝与早期同盟会员的交往多是以绘事活动为主。何香凝曾评价柳亚子是与她志同道合的奇才，柳亚子多次在何香凝筹款义卖的活动中帮助过她。在1931年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柳亚子就曾在展览现场与何香凝一同泼墨挥毫，并题下“健儿塞北横戈日，画家江南吮墨时，一例众芳零落尽，忍挥残泪为题诗”以支持何香凝筹卖书画[23]。柳亚子是何香凝绘画创作的重要合作者，“何画柳题”的合作方式显示出他们之间在诗画创作上的密切关系，同时柳亚子也成为何香凝重要作品的拥有者。何香凝义卖筹款时偶有将自己的佳作也取出做贡献，柳亚子则尽力将好作品买入。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竹菊图》（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柳亚子收藏的[24]，这也看出，柳亚子其实也是何香凝绘画的保护者。
由于何香凝在同盟会中的声望，何香凝所到之处，老同盟会员和当地文艺人士亦慕名前往拜会。1941年1月份何香凝一行由海丰途经兴宁，客居在鸳塘村老同盟会员罗翼群的家中，生活靠卖画维持。期间罗翼群常为何香凝推荐出售画作。想必何香凝客居兴宁且有画作流通，这事在兴宁当地的文艺界曾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甚至当地以工笔山水出名的兴宁中学绘画教师甘乃民也闻讯寻求何香凝合作举办展览[25]。经罗翼群举荐而向何香凝索画的兴宁文艺人士大有所在，他们收藏何香凝的画作及与她交游，也是何香凝的文化名望在地方上传播的一种方式。
（二）文人雅士
何香凝绘画交游中包括了沪浙一带的艺术家。1931年由她所号召起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在前期筹备会议工作中就涉及到数十人，如郑红年、钱瘦铁、张隶光、俞剑华、王济远、刘海粟、汪英宾、余雪杨、叶恭卓、狄平子、张善子、李秋君、李祖韩、贺天剑、李盛均、薛宝伦、孙雪泥、黎沛华、朱少屏、柳亚子[26]。这些人物大多生活和活动于沪上，与当时的何香凝多有往来。何香凝举办展览常常是一呼百应，她借媒体宣传的力量为此次书画展取得不俗的社会效应，如曾通过《民国日报》发布了三次展览预告信息，第一次发布时在她人还在巴黎就致函给上海友人，要求“即书就屏幅多张”、“多多益善”。当她回到上海后又再次发布将于一周或十日内举办展览，果然在十日之后又再次强调日内将举办该展览[27]，终于在12月27日该展览隆重开幕。
1938年吴门画家席德懋女儿席与真在上海举办画展，何香凝在展览前一天的《星洲日报》上为她及展览发表推介文章，并品评席与真的画“凡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有所着笔，无不工整”，“同人偶得其寸缣尺素，靡不珍视”[28]。这篇文章包含了何香凝谈及传统画论的不少观点[29]，表明此时的何香凝已在传统文人群体中获得认可，且与该群体在艺术事业上相互支持。
（三）海外华侨
华侨与何香凝的交往，在她赴南洋和欧洲之前的政治工作上已所扩展，在南洋地区与华侨的交往有进一步的深入。在1929年底为筹措仲恺农工学校经费途径新加坡时，当地著名华侨胡文虎、陈嘉庚等华侨帮助她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助仲恺农工学校经费书画展委员会”，胡文虎任委员长，陈嘉庚、林金殿等4人为副委员长，名誉会长人数达125人。胡文虎稍后又在何香凝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的筹备会上捐助了两架飞机[30]。抗战之后何香凝为支持宋庆龄建立“保卫中国同盟”，积极争取广泛的国际友人援助，海外华侨是何香凝负责争取的主要对象。想必何香凝也清楚华侨对她的画作兴趣很大，她以自己的名义致函致电联络华侨，用自己的画作换取华侨的捐赠支持。这期间赠送出去的画作数量不少[31]。
（四）民国官员
民国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仰慕何香凝，凡有画作出售，以得其画为荣。廖梦醒曾记录过购买何香凝的国民党中人士有国民党左派、包括父亲的学生、黄埔军校的军人和官僚[32]。1937年何香凝约见途经上海的国民党将军杨虎城一家，并赠送过自己的画册给他[33]。因此事刊载的资料有限，未有更详细的描述，但估计所赠送的画册，可能是指1931年“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时所刊印的名家书画集，又或是1931年出版的《何香凝画集》两辑。1944年何香凝客居广西昭平县昭平中学，当时在职的县长韦瑞霖在此期间曾按照白崇禧的命令，给逃难到桂西的何香凝派送5万元补助金，又在生活上帮助过她，为此何香凝于当年的双十节前绘制了梅花图，并在题具上款和诗句，酬谢韦瑞霖[34]。
（五）共产党人士
在何香凝在四十年代粤东逃亡过程中，以绘画作为营生的主要方式，但她也并非总是为换得现实利益而作画。何香凝与共产党人士的往来情况，资料上还未找到更为详细的记录。在其逃亡路线上得到过民国官员、同盟会员的协助，当然也有来自共产党的协助。1942年广东东江水上游击队曾护送过何香凝和经普椿母子、柳亚子父女安全到达海丰县。为答谢这次护送工作，何香凝在离别海丰前绘制了虎图和菊图赠送给了共产党人士[35]。虎图应该是何香凝此时期绘制数量较少，且属于完成难度较大的绘画题材。试想何香凝应是相当看重此次接受赠作的人，因此才绘制了含有特殊寓意的虎图，作为馈赠和答谢。
如上所言，何香凝的交游对象非常广泛，包括来自当时社会上文化修养较高的同盟会员、沪上的文人雅士、地方上的文艺界人士、民国政府官员、共产党武装护卫人士。从赠送画作的主题内容来看，这些人都属于何香凝交游圈中能互相肯定对方文艺修养的不同群体。
何香凝画作的使用方式
民国时期的何香凝，绘画创作主要用以自娱、售卖、答谢。因此，她所创作和积累的作品，在其使用方式上更强调了根据不同的接收对象，创作不同的题材、内容。下文将主要讨论这些运用的方式。现藏于何香凝美术馆并已确认创作于民国时期的何香凝绘画共计60件。何香凝在针对不同对象、场合所创作、赠送的绘画作品，在题跋和落款等细节上都有所不同。同时，这些细节也暗示了何香凝在平日创作中，就有意识地积存着一些可用于各种不同环境、不同受画人的作品，并练就了能够快速绘制出适合该场合或对象的画作。这也是何香凝在这段时期中创作动力和画风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常一件画作包括有书、画、题跋、印章四个构成部分。诗画和题跋的内容常常是对收藏、阅读这件作品的人有明确地指向。绘制的难易程度决定了绘制过程的长短等时间性条件，题诗则是为了强调图画内容的深层含义。题跋则清楚地显示了受画人与作画人之间的疏密关系，例如题跋中有明确的受画人姓名，使画作的流转过程更为明晰。
民国期间何香凝的作品中，菊花是她较为擅长绘制的精致花卉之一。目前馆藏何香凝绘画年代最早的花卉作品是1913年赠给宫崎夫人的《菊》。菊花在何香凝的花卉作品中所占少数，目前仅见6幅，独幅的菊花精品更是微量。这件绢本《菊》以早期日本画风格绘制艳美端庄的菊花，并以楷书“宫崎夫人雅鉴”为题[36]，精致的描绘和上款中的称呼，都显示了受画人在何香凝心中的地位。次之，则是菊花和石头的组合题材。1934年何香凝所作并由经亨颐所题的《菊》是此类的佼佼者。画中题诗“天地苍茫厄万华，孤芳耿耿照尘沙。此花从未随风坠，独殿荒园斗晚葩”，落款为“香凝画，颐渊题”，何香凝款“香凝”二字。可见该画应是何香凝完成落款后，又请经亨颐为其题诗而成[37]。诗中的“此花”是经亨颐借菊花寓指何香凝。同时此画在创作时也是何香凝在寓指她与经亨颐的关系。判断的依据来自于何香凝的落款。在这60件民国时期作品中，无题跋的作品中以“香凝”二字落款，或是作品有印无款者居多，达半数以上。在上文论述中可知，何香凝欧游、义卖筹款、粤东桂西逃亡之时都有集中时段作画的习惯，她也乐于在各个阶段累积一批批作品，在遇到所需的场合与适当的对象时方便将作品做赠答之用。这也是何香凝交游生活中的一种方式。因此作品中是否具备上款，对于判别作品的性质起到重要作用。白谦慎在傅山研究中的一篇文章，就提到了学界对书画作品中上款功能的观察，推测作画人为受画人提供无上款作品，是对作品的使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同时无上款的作品更可能是作画人平日先作好后交给代理人以出售之用[38]。故此，观察何香凝作品中的款识与题诗之间的关系，是判别她该时期画作性质的主要依据。
何香凝在另一幅石菊组画中，题诗比喻自己与宋庆龄之间的关系，题诗：“惟菊与石，品质高清；惟石与菊，天生硬骨。悠悠清泉，娟娟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此画是三十年代时何香凝赠送给宋庆龄的礼物[39]。照此推测，菊花是何香凝花卉作品中比拟品格高尚的女性形象，时而嘉许自己，时而赞颂他人。在1931年何香凝在法国创作的《松·菊》[40]，柳亚子为其作题：“劲质孤芳世已稀，愿君善保坚贞身。”句中的“劲质孤芳”又是指何香凝本人。这类无上款但有题诗的作品多是由何香凝积存留用的佳作。
虎图是何香凝除了菊花题材之外，在其交游生活中更具代表和象征意义的题材。作于1910年的《虎》，是何香凝早期赠与黄兴的佳作[41]，款题“克强先生正，香凝”。何香凝作虎图，除了寓意中华觉醒之宏大志向外，这类题材在她的交游经历中蕴含了另外一番意图。三、四十年代期间何香凝创作虎图（及其他动物画）数量已经渐少，从目前藏于何香凝美术馆民国时期何香凝的动物画来看，这些画作绘制精研并保留了日本画风格，可见它们就绘制的工作量而言定不会少。而同时期何香凝的创作中，以快速绘就的君子题材和全景山水为多。文人水墨画的抒情写意和放逸纵横，有助于何香凝中年时期在各种交往、酬卖、答谢等情境下快速绘制完成。而品质上乘的动物画则耗时巨大[42]，何香凝也仅将这类质高的动物画赠给重要的人物。
1934年颂祝经亨颐夫人的《虎》，题款中写道：“二十三年六月在白马湖作此祝，经夫人康健，何香凝识于双青楼”，款识中提示了此时的何香凝正身处于经亨颐在白马湖的处所作画，期间了解到经夫人身体不适，特别绘制了这张猛虎画赠予她。这种赠送的方式是何香凝交游经历中一个精简的片段。类似的馈赠酬谢的例子，在四十年代初粤东避难过程中也有见。1942年何香凝与家人达到海丰县，当时广东东江水上游击队负责保护他们一行人在海丰境内的安全，为此何香凝离别海丰前绘制过“威震群峦”的虎图和“凌霜傲放”的菊图答谢过共产党人[43]。可见，菊与虎的画作题材是何香凝在日常交往中用于馈赠予重要人物时才会使用。因此数量较少也受此一影响。
现藏于何香凝美术馆的其它民国时期绘制的无款的虎图及兽图共6件（图），这些作品通常只钤一枚印章或落名款和印章，数量上这类兽图占该时期无上款画作总量约五分之一，而无上款的画作总量达民国时期所创数量一半[44]。画作只钤印仅表示该画的创作者，而创作者可根据实际情况为受画人随时题上上款，或请友人题上诗词。由此推测，何香凝在三、四十年代期间，平日里就已积存了不少精品画作，多数只钤印而无上款，因为还未有确定的受画人，待需要的时候才为受画人题款。因此，何香凝与受画人的轻重疏远关系，可从她的绘画题材和题款的方式中窥见一斑。
何香凝题款的内容，有时也会使用自己的旧诗作。如在1944年馈赠给昭平县县长韦瑞霖的一件《梅菊图》（图），抄录了自己1929年所作的旧诗：“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存傲雪心。走遍天涯留画本，不知人间几升沉？三十三年中秋前两日为瑞霖县长画，双清楼主香凝并题，作昭平中学校内”[45]。何香凝的绘画不仅用于答谢，祝寿作图也是她绘画交游生活的其中一种。1946年何香凝曾作梅花图祝贺朱德司令寿辰，并题诗：“将军花甲寿，敬贺一枝梅。凌霜兼耐雪，铁骨占花魁。春到和平日，新生万物回。”[46]
结论
与政治权利和财富不同的是，文化资本不会随着朝代更迭而有所减少甚至丧失，其中的原因在于朝代的更替没有改变我们对传统精英的判断和衡量的准则[47]。民国时期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艺术家中也不乏有女性的身影。而何香凝的出现，依靠其已累积的文化声望，在其女性角色、民主革命与艺术历程之间找到一种相互交融的共存方式。政治身份的确立是庇护何香凝艺术家身份的一个首要因素，而艺术家身份又为她在民主革命和妇女运动等社会活动中扩展了影响力。这前后的因果关系使何香凝在国内或海外，在国民党政府或地方上的各种交际往来中都享有一定高度的社会声望。这也是民国时期何香凝这位女性艺术家身上所独有一种文化资本，她也通过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其日常生活和民革事业中有意识地运用着这些资本，以此拓展了自己在艺术史中更多的活动空间。
何香凝文化声望的建立，对她绘画风格的转变也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作为已经拥有一定程度文化资本的何香凝，在其资本持续和增长中，仍需要得到更多的对此资本有共同认识或认可的群体的支持，以此作为何香凝文化资本的继续累积的过程。因此，在她早期家中与精研国学的姚栗若等人的往来，及廖仲恺乐意将她的画作作为赠礼等活动来看，何香凝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绘画在应用于实际交往中，应以更大程度地被持有同一传统文化拥护者的群体认可，这对于她在绘画风格上做出的调整是一个应客观所须而产生的结果。
有赖于何香凝文化资本的积累，她的画作在同等审美趣味的文化精英群体中周转流通。反过来，此现象则说明了何香凝在其绘画经历中已经形成了各种适应于不同场合和对象的绘画技巧和策略，并熟练地运用在日常生活的交际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相对固定的技巧和模式，也让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到何香凝在民国期间作画的规律。这使得本文在回应“文化资本”在何香凝生活中的使用情况这一问题时，可以提供更为确切的材料作为依据。
因此，文章以民国时期何香凝在生活中的绘画应用为例，关于她画作的具体使用方式和她以自身名望为文化资本的积累，阐明“文化资本”的概念对于我们观看民国时期传统派文人艺术家的启示。何香凝这一时期的画作在应用范围上的圈定，主要从何香凝的信函和文稿中得到提示。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重构何香凝在民国期间的生活经历、艺术创作和应用方式的情境，且其中相互交叉的情形也促使我们就这个课题，可以从复杂的社会史现象中寻找更多的切入点。
注释：
[1]洪再新，《何香凝与女性画家的历史际运》，2009年6月6日，文章系著者在何香凝美术馆所作同名讲座的讲稿。
[2]何香凝，《江苏》1903年第四期，东京1903年6月25日，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1，人民出版社1985年。
[3]尚明轩著《何香凝传》（增订版），页27，民族出版社2004年。
[4]何香凝，《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61年10月6、7日，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915，人民出版社1985年。
[5]尚明轩著《何香凝传》（增订版），页75，民族出版社2004年。
[6]廖仲恺遭刺之后，何香凝分别在当时报刊、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廖仲恺陈秋霖的追悼会上强调了廖仲恺之死重在激励国民革命精神。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15，人民出版社1985年。
[7]何香凝1921年至1928年在参与的国民党代表大会、女界国民会议、广州市的妇女部会议，及组织慰劳活动、罢工妇女讲习所、贫民医院的演讲报告活动统计，见《何香凝生平大事纪年》记录，尚明轩著《何香凝传》（增订版），页359-368，民族出版社2004年。
[8]姚栗若（1878-1939），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研究会会员，1921年回广州任职国民政府。工诗词篆刻，收藏汉魏六朝碑刻、佛像，书法擅篆隶，山水法“四王”，花卉取道陈道复和恽南田，格调高洁，著有《画学抉微》。
[9]廖承志文集办公室编，《廖承志文集》下，页625，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0]此诗刊登在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170，人民出版社1985年。
[11]何香凝最早在义卖现场作画的记录，见尚明轩著《何香凝传》（增订版），页75，民族出版社2004年；在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中，记录何香凝经常提供画作义卖，换得较好的经济支持。
[12]仲恺农工学校的筹建经过，见余德富著《双清略传》，页136-140，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原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转引自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120，人民出版社1985年。
[14]廖承志的回忆文章中，何香凝有集中作画的习惯。在廖梦醒的回忆文章页证实，因为向何香凝索画的人多，何香凝作画的状态一直是持续性。
[15]新加坡《星洲日报》1929年11月5日，《亚洲文化》第16期(1992年6月)第164页，见《双清略传》，页14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何香凝，《自传初稿》打印稿，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207，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云雪梅在论及何香凝画风成熟时期所举办的这场展览，强调了她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在艺术界的影响，使得展览取得成功，见云雪梅，《何香凝》，页9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8]张长虹，《留取丹青照汗青——何香凝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荣宝斋》2007年2期。
[19]张长虹，《留取丹青照汗青——何香凝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荣宝斋》2007年2期。
[20]何香凝的前一封家信中写明了画款的具体数额，以及何香凝将画款交给廖梦醒并嘱咐分配的对象和数量，信中除了提到家人外，便是当时国民党左派人士，可见左派人士与何香凝卖画生活的关系密切。见何香凝，《致廖梦醒函》（1944年6月27日、1944年8月16日），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400、401，人民出版社1985年。
[21]何香凝《致孙科等函》，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442，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页69，人民出版社1984年。
[23]何香凝，《纪念柳亚子先生》，《人民日报》1959年6月21日，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442，人民出版社1985年。
[24]张长虹，《留取丹青照汗青——何香凝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荣宝斋》2007年2期。
[25]何香凝流亡期间以卖画为生，并依靠在地方上的交际网络推广画作和拓展交游圈。何香凝与兴宁罗翼群的交往见余德富《双清略传》，页188，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廖梦醒也证实了何香凝在粤东桂西流亡期间仍有不少热情的索画人，见《我的母亲何香凝》，页71，人民出版社1984年。
[26]张长虹，《留取丹青照汗青——何香凝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荣宝斋》2007年2期。
[27]何香凝《致上海友人函》（1931年11月19日）、《在上海与记者的谈话》（1931年11月29日）、《人人都有救国的责任》（1931年12月1日），分别刊载于《民国日报》1931年11月19日、11月29日、12月1日。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113-115，人民出版社1985年。
[28]何香凝，《各界赞助席与真女士画展筹款赈灾函》，《星岛日报》1938年8月28日，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290，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文章由何香凝与张乐怡等共同署名发表，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标注，页290，人民出版社1985年。
[30]新加坡华侨胡文虎在南洋和在上海时，分别以不同形式支援何香凝，见余德富《双清略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张长虹《留取丹青照汗青——何香凝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荣宝斋》2007年2期。
[31]为协助宋庆龄争取国际友人的援助，何香凝联络海外华侨宣传抗战，每得到华侨的捐助就赠送自己的画作予他，见唐緓绢、刘士璋、安山编《宋庆龄与何香凝》，页86，中国和平出版1991年；《双清略传》也都相同描述。
[32]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页70，人民出版社1984年。
[33]“西安事变”之后，当时迫降抗日的将军之一的杨虎城和家人途径上海，何香凝为表赞扬他的行为而将自己的两部画册赠送给他，见余德富，《双清略传》，页173，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34]白崇禧时任副总长，得知很多知名人士疏散到昭平，向他们发放了20万元补助金，其中何香凝得5万元，见尚明轩著《何香凝传》（增订版），页28 1，民族出版社2004年；《双清略传》页192，著者在韦瑞霖家中摄影记录了此画作。
[35]何香凝曾赠画作给共产党人士，见唐緓绢、刘士璋、安山编《宋庆龄与何香凝》，页93，中国和平出版1991年；《双清略传》，页188也都相同记录。
[36]宫崎夫人即宫崎寅藏的夫人。辛亥革命成果被窃取后，廖仲恺、何香凝流亡日本后，得到宫崎寅藏等日本友人的襄助，保护孙中山的安全。
[37]何香凝将自己满意的作品交予朋友题诗的情况很多见，“何画柳题”便是其中常见的合作模式。
[38]白谦慎，《日常生活中的书法》，《白谦慎书法论文选》，页22，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
[39]宋庆龄也是何香凝早期作品的重要受画人之一，在宋庆龄与孙中山婚礼上，何香凝就曾作画赠予宋庆龄，三十年代时何香凝又曾赠画予宋庆龄，见唐緓绢、刘士璋、安山编《宋庆龄与何香凝》，页5、页28，中国和平出版1991年。
[40]该图和题诗年代的考证，见云雪梅《何香凝》，页96，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41]黄兴（1874-1916），字克强。1902年赴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1904年创立华兴会，后参与发起成立同盟会。1907-1911年组织领导广西、云南多次武装起义和广州黄花岗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率部与清兵交战，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1914年赴美继续从事反袁活动，1916年于上海病逝。
[42]此时期何香凝也画狮虎图等动物画，但品质不如其他精品花卉和山水，估计多是为了酬卖而绘制。
[43]画作题材的描述仅见唐緓绢、刘士璋、安山编《宋庆龄与何香凝》，页93，中国和平出版1991年。
[44]根据何香凝美术馆馆藏数量统计，民国时期的何香凝作品共60件，其中无上款作品30件，兽图6件含无上款者5件。
[45]原诗见1929年出版《何香凝诗画集》，“寻”改为“留”字，收录在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452，人民出版社1985年。
[46]何香凝，《画梅花一幅贺朱总司令寿》，《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5日，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页452，人民出版社1985年。
[47]白谦慎，《日常生活中的书法》，《白谦慎书法论文选》，页38，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