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奇怪的题目，典出自坊间的一句绕口令“房梁上吊刀，刀倒掉着”。之所以用这句随想出来的，且又被我篡改了的绕口令作为撰写黄锐的文章题目，有两个意思。一是绕口令本身就是不愿意顺顺当当地说话，在拗口中寻找言说的乐趣。这有点像黄锐，从他1979年张罗“星星美展”开始，到他最近在北京798折腾“大山子艺术节”，始终是个不安分的人，是一个不愿过循规蹈矩和庸常日子的人。二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黄锐从旅居的日本回到北京，在他自家做了一个展览，其中的一件装置作品，就是将他母亲种的一盆竹子悬置倒挂在进门的房檐上。在当时北京寂寥的艺术界多少有些惊诧的感觉，也构成了现实的某种隐喻。这与我印象中不寻常的黄锐行为状态有些对位和贴切。

与黄锐开始熟络是在1993年冬季，他在艾未未的家里办了一次个展，那时未未也刚从美国回京定居。因为都是星星美展的人，自然也就扎堆形成了艺术界的“海归”。展出的作品是拷贝放大了的《毛泽东选集》封面，形式具有极简和构成主义的意味，更有着专属于50年代人才有的政治情结。他们对国外艺术的了解思考和观念行为，以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介入直接影响到那时的中国艺术实践。而对于一些还不知什么叫观念艺术，并尝试着进行实验艺术的暂露头角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无疑起到了引导性作用。应该说形成当时具有地域特点的“公寓艺术”等非展览空间的展示方式，他们是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按现在的说法，黄锐算是最早具有“策划人”意识的艺术家。1979年9月27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黄锐和马德生等主要组织者就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铁栅栏外策划了具有民间性质的第一届“星星美展”。9月29日展览被禁，10月1日，黄锐和部分艺术家在“西单民主墙”前汇合，开始上街游行，提出“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到1980年8月20日至9月7日，第二届“星星美展”登堂入室地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黄锐可谓是最活跃的组织者之一，其功不可殁。此展之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发生变化，星星画会的一些主要参展人员相继遁居国外。黄锐客居日本，一住就是十几年。虽然他与国内的前卫艺术渐行渐远，但也一直没有闲着，始终保持着一位前卫艺术家的立场和姿态。也许是年轻气盛，早年的他是属于不愿与世俗苟同，又极力挣脱政治压抑和精神困境，向往自由的叛逆者。而且带有某种令人不安的特质，他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创作上都保持着冷静、疏离的状态，全身投注于批判意@TwoCols@识，呐喊的同时尝试着艺术表现的各种可能性，甚至是激进而偏执的行为。2002年，他又回到北京，一眼就看中了798工业区的场地，这是他的敏感。将厂房改建工作室，创作不缀；引领日本著名的东京画廊在此建立分支机构，成为第一家在798的国外画廊。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现在的他或平和或宽容地对待权势的说法和做法，游刃有余地逐渐成为大山子艺术区的“老大”——一位现实的调解者，时时维护着在场艺术家的权益，保全着大山子艺术区的完整、有序的存在与发展。我想，这也是他坚持连续策划三届“大山子艺术节”的基本理想。尽管有人对他的做法并不以为然，但我始终以为，在一个民间的、无政府状态下，自发形成的美丽而混乱的艺术区，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纯粹的、有秩序的、高尚的艺术社区呢？！惟其如此现状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可以说它是北京民间都市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正在成为中国其他城市化建设中的重要参照之一。而黄锐正像他当年策划“星星美展”那样，对798的现状与未来，对中国的美术史，又将是功不可殁的建设者。

写到这里，我不禁地想起一桩往事。2002年，我为策划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找到与“星星美展”同时出现的“四月影会”的主要策划人了解情况，收集文献资料。那人也是旅居法国多年，见到他时，令我颇为惊异的不仅是仍沉湎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情结而不能与时俱进。聊到细处，竟希望我在国内帮他组团去法国艺术之旅，他来做地陪，挣钱后平分。遥想他们那时的激进和叱诧风云，真有天壤之别，恍若隔世的感叹。就这一点而言，黄锐的立场与态度一如既往，依旧是应纳挑战与考验。

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说电影导演“凯歌老了”，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虽然他们身上还有当年叛逆者的影子，却已变成可望温情的角色；他们仍属另类，却似乎已从时代的焦点上“离休”下来，退隐江湖。看看当年“星星美展”的那些激进的艺术家现在画的画儿和他们的状态，你或许会唏嘘历史的无奈，怅惘时间的无情，他们仍没能超越从近代以来所谓革命者“趋新趋旧”的历史归宿。但依我看，黄锐不老，“尚能饭否”。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黄锐：一个能够敏锐把握现实的异数，一个坚守自己理想的前卫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