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5年6月23日
地点：OCT当代艺术中心北京展区
主持：黄 专
出席者：赵汀阳、汪建伟、王广义、王鲁炎、王友身、崔岫闻、刘治治、岳敏君、张晓刚、曾浩、乐正维、方立华
赵汀阳以“柏拉图”为他十年来创造的哲理漫画的主人翁命名，“柏拉图”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视觉理念。而“‘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展”则以现代七种视觉媒介方式（闪客、图片、影像、新闻、广告、玩偶、概念）展现当代人对“柏拉图”这一形象的多义解读，探讨其在大众文化、传播文化、实验文化和商业文化背景中的展开方式。展览将于2005年9月至2006年3月在北京、深圳两地展出。
黄专：这个展览从名称上看，一个好像是与哲学家有关，一个好像是与多媒体有关，实际上这两个都不是主要的。严格来讲，这个展览不是关于哲学的，而是关于智力的，是一个智力跟媒介关系的展览。上个月我在上海跟赵汀阳聊起他的画，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作为引子，做一个多媒体的展览应该是件挺有意义的事，我们商量把他的漫画主人叫做“柏拉图”。柏拉图这个概念其实不是一个哲学家的概念，因为柏拉图在那个时代实际上是个智者，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哲学家，与科学化的哲学无关。后来一聊话题就聊大了，现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主题都是文化、时尚、社会、意识形态、城市等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个有关智力的展览。赵汀阳这个漫画提供了一个引子。大家都集中起来。就等于是做一个智力竞赛，严格讲是做一个智力游戏，或者说智力竞赛。于是选择了七种现代经常使用的媒介，这些跟传统媒介没关系，油画和雕塑被都排斥在外。原来还包括服装，后来觉得服装也是传统的媒介，就放弃了。以赵汀阳这个图像作为引子，它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观念。你可以针对图像原型做，也可以不要那个原型，这是一个应该先说明的展览概念。第二个是这个展览的呈现方式，也就是它的物质形态和空间形态。那天我跟汪建伟和赵汀阳聊了一下。这个展览对艺术家唯一的限制就是媒体，你譬如说王广义、刘治治只能在广告这个媒体范围内做，而汪建伟只做影像，就不要超出影像这个媒体来做。至于展场的呈现形态，我想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有传统展览空间，一种则有可能不需要，完全看大家的作品方案。展览应该是有无限多可能性的展览。这个问题稍等一下再讨论吧！
赵汀阳属于我很喜欢的那类哲学家，我读过他很多书。我觉得他有很多观念可能就比较接近于我的艺术观念，比如说“无立场”——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按我的理解，就是把很多跟价值，或者跟理论有关系的东西先悬置起来，在一个智力状态下来思维做事，不要被表面上的“意义”遮蔽人的智慧。这个观念他自己认为与老子的思维有关，我还发现它也很接近佛学唯识论对智慧的看法。当然也不能简单说这个观念反对作品意义，它追求的是一种“智力的意义状态”或“意义的悬置状态”。这个倒正是我们做当代艺术需要的东西。
关于展览的物质和空间呈现方式，这个我们也讨论了。既然是一个智力展览，这个呈现，我们也不追求有意义的立场。我原来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展览弄到监狱，或是医院等边缘空间，但我后来否定了，因为这种追求边缘空间的想法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意义限定”。我们现在开会的这个地方要是合适也可以作展场，但也不一定，因为有没有必要要一个物理空间也可以讨论，这个展览在空间上也应是有无限可能性的。譬如说王波认为他的作品在网上做就行了，那并不需要展览的物理空间。友身可能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完全按新闻方式来做，那也不需要物理空间。刘治治的作品就在一个真正广告的位置上做，通过广告的操作方式，可能也不需要空间。汪建伟、朱加、小崔（崔岫闻）他们这些做影像的，也不一定在展场做。再譬如说Unmask小组把他们的玩偶拿到商场卖，商场也就变成了展场。像吴山专，他可以找一班人坐在上海或舟山开会。如果方案不需要物理空间，展场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这完全根据8月15日大家提供的方案来决定。
人的智力类型不一样，譬如王广义和汪建伟，他们的类型就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智力也有年龄段差异。这个展览参展者年龄跨度有30年，80年代出生的和50年代出生的，那么这个智力状态又可能呈现出一种新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里面也会产生很多有趣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展览的文本。一般展览必须有招贴，有画册，这个展览也没有限定，可能做，也可能不做；不有意去做，也不有意不做。
下面请展览图像原型作者赵汀阳谈谈。
赵汀阳：我主要是想解释一下，让大家别对哲学有什么担心和误会。现在一般接触到的哲学主要是些假哲学，是关于文献的文献的文献，说的都是别人说了什么，已经忘记我们原来要想的是什么，要说的是什么。真正的哲学是直接而生猛的，这一点与艺术大概能够合得来。简单地说，哲学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希腊，按我的理解，是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要把所有人，包括自己在内，都整成傻B；另外一件就是把假的东西给整成真的东西。这不是笑话，希腊哲学家相信只有达到“自知无知”，真正的思想才能够开始。不仅是诡辩论者，希腊绝大多数哲学家的理论多半都是诡辩，他们可能是想通过试验如何弄假成真，从而真正理解什么是真的。
上回在上海跟黄专聊，他在汪建伟策划的展览上做了一个发言，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他讲艺术的“不可拒绝性”，这个概念实在太好了。其实这跟哲学的想法很接近。哲学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不可拒绝性”，不管是不可拒绝地成真还是不可拒绝地成假。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他是这样做事的：找出一个问题，然后通过可怕的智力比赛式的讨论，最后把大家，包括他自己在内，不可拒绝地证明成傻B。尽管这样的结果不是太令人满意，但这个非常充满智力竞赛的过程却有不可拒绝的诱惑力。
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把假的整成真的，把假的东西不可拒绝的给整成真的。在数学、逻辑和科学里会有绝对真理，但是人文、社会、艺术、政治和伦理，所有我们统称为文化的东西，它们本质上都是假的东西，或者说本来是假的，但是我们必须把它给整成真的，我们一定要让它变成特别有吸引力，让大家都相信，最后大家忍不住喜欢，这个时候就只好接受这个东西，而且把它实现为社会事实，那么它就变成真的了，我称之为“事后真理”（逻辑和科学的真理是事先真理）。我们不敢怀疑或者不好意思怀疑的各种价值和制度都有一个由假变真的过程。
对于艺术，那些展览有时候我也看，我是个旁观者，旁观者有旁观者的感觉，为什么有的作品一看就会喜欢，有的为什么看了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是因为有些作品它做得太“糙”，就是没有精心制造出来的作品逻辑，没有非让人怎么想的力量就没有足够的诱惑力或者欺骗性，或者照黄专说的那种“不可拒绝性”，我们就不会把它当真。不被当真，就是失败。
再说说哲学，希腊人心中有大疑问，然后大家讨论，再最后证明说“你也不懂，我也不懂”，这是典型的希腊做法，不懂就对了，虽然不懂，但是至少把各种流俗的意见都搞成愚蠢之见，从而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了达到这个颠覆各种意见的目的，希腊人不择手段的发明各种智力竞赛。诡辩术是那时非常出名的方法。芝诺有个米粒悖论说：一粒米落地无声，那么两粒也无声——显然，一个“无声”加一个“无声”还是无声，依此类推，最后一整麻袋米，扔下去也没声。这在物理上是错的，但在逻辑上对，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犯傻了。
希腊时候，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云》拿苏格拉底的故事说明了哲学是多么愚蠢又有趣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被描写成具有专门教人变成傻B的技巧的教师。有个老头，儿子不学好，整天吊儿郎当的，因此特着急，听说苏格拉底这个老师不错，就想让儿子去学学。儿子不愿意去，说：“跟他能学到什么呀？”。父亲说：“听大家说呀，你学完之后就会知道你自己是多么的傻B。”儿子学完之后就更完了，因为他学会了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质疑的。于是他就提议说，我们应该讨论通过一条法律，使儿子可以打父亲，而且大有理由，如此等等。真实生活中哲学家也是很有笑话的，有个希腊哲学家在战争被俘了，俘虏是要当奴隶的，奴隶主就挨个人问：“你们会干什么？” “谁会当木工？谁会当铁匠？”最后问到了哲学家，他说：“你们这里需不需要管理者？”按今天话说就是“你们缺不缺领导？”。
现代的哲学家们，按照希腊的标准恐怕多半是不合格的。即使像海德格尔，经常怀念希腊人会“思”，认为现代人不会，但他自己就未必合格，他把事情说得那么费劲，这本身就不像“思”。真正的思表现在问题是高难度的，而不是文字是费劲的。
黄专：我们遇到的多是念论文的哲学家，自以为是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应该是最牛的哲学家，因为他有勇气首先把自己说成傻B。
赵汀阳：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伟人。他怎么做呢？他到处晃悠，看哪个人装着好像很聪明，就跟他聊着：哎呀，我傻，什么都不明白，你跟我说说什么是什么吧。人们就会挨个事跟他解释，看法多多，苏格拉底一步一步牵他入套，最后逼得人说：“哎呀，苏格拉底，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承认我是傻B。”苏格拉底会说：“我也是傻B。”《柏拉图对话》中的很多辩论，都讲的是这种故事。
黄专：苏格拉底，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聊。另外他也传教，他传的就是辩论术。后来他的另外一个学生，亚里士多德就把它搞成逻辑学了，把哲学弄成一种专门的学问。所以我觉得前哲学时期哲学表述的主要工具就是智力，而科学的哲学中这种成分反倒稀少了。
赵汀阳：真正的逻辑学也是智力活动而不是知识。我有张画就是画逻辑学的一个成果：集合论悖论。罗素讲的故事，说有一个理发师，特有毛病，他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他的规矩是：凡是不给他自己刮胡子的人，他才给刮。然后他就为所有人服务。可是最后他发现了问题：“给不给自己刮胡子？”如果给自己刮，那么他就属于给自己刮胡子的人——按照规则，就不应该给刮；可是如果不给自己刮，那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按照规则就得给刮。他不知道应该怎么着了。
这个悖论通俗其实是一个关于自相关问题，这在数学、逻辑和哲学中都是一个最有挑战性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知识基础，如果解决不好，知识基础就要出事儿。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完美的解决。在这幅画里我开了个玩笑，给出了一个不合理但是完美的解决。那个理发师拿一个剃刀去刮镜子里头的胡子。既然可以画饼充饥，那么问题也可以假装有个解决。
黄专：赵汀阳这幅画在艺术界的智力状况我觉得就挺高。哈哈！
我想简单解释一下我的“不可拒绝性”。我想我是在视觉接受理论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它指艺术品与它的受众之间的某种关系状态。传统接受理论只考虑作品与观者的关系，而且主要是指它所预设的主动阅读观者的关系，但其实即便仅仅是观者，作品面对的也大量的是被动和无意识的观者，更何况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的被接受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如批评家、艺术机构、展览机构、画廊、策划人、赞助人及拍卖行等，他们与艺术品构成的往往不是理论上的“阅读关系”，而是各种利益与非利益、文化与非文化关系构成的复合结构。这些决定作品的设计应具有一种既合符逻辑又合符情理的开放状态，使其与它的受众始终保持一种相互“不可拒绝”的能动机制，因为只有在这种能动关系中作品才有可能产生意义，或通俗点说“生效”或“成功”。“不可拒绝性”既反对强权接受（如专制或各种教化艺术），也反对纯粹主观表达（如各种艺术表现主义）。“不可拒绝性”既需要思想智慧也需要世俗智慧，是“真谛”和“俗谛”的结合，因此，智慧对形成作品的“不可拒绝性”而言既是方法论，也是目的论。不信你们可以当代艺术的作品做个检验，无论作者立场如何，有质量的艺术品都首先是因为它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拒绝性”。
汪建伟：其实我觉得想说的都说了。
黄专做这个展览的想法，是上回我在上海的那个展览开始的。他和赵汀阳聊完了以后，打电话来，说要做这个展览，我是从中国当代艺术的大背景上来理解他的这个想法。中国当代艺术，基本上处在两个大的焦虑背景下：一个是西方的焦虑，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焦虑。其实很多展览都是这两种焦虑的产物。实际上我觉得在好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艺术家不是通过他的作品，而是通过各种或真或假的文化、社会“问题”和“逻辑”被外人认识的。真正关心作品中智力因素的展览是很少看见的。
黄专：他们不需要这个东西。
汪建伟：对！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回到一个什么问题上来呢？就是说回到注意艺术家个人在想什么和怎么做作品这个问题上。
黄专：智力状况！
汪建伟：我觉得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80年代我们就拼命的读书，现在20多年过去以后，我们开始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可以来梳理一下。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十几年，中国艺术家都是在一种不正常的体制中创作，所以大家思考的都是西方啊、对抗啊，而很少回到艺术家自身，就是你去想什么和别人怎么想？我个人感觉，黄专要做这个展览，是想从另外一个维度来做，改变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符合中国现在的多边情况。现在大家总有一个幻觉上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什么呢？要不就是意识形态，要不就是西方，好像没了这个两东西以后，我们的艺术基本上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我们在上海谈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个人的作品也在朝这方面努力，就是手段不一样，就像黄专说的追求作品的“不可拒绝性”。我理解他刚才说的那两句话，首先，他认为智力有不同的类型，我们的这个展览应该包容不同的智力类型；第二个是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智力状态。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老了才有智慧，年轻只有活力，其实我觉得智慧是有不同年龄层面的智慧，这也是我理解这个展览关于智力的理念。刚才黄专说他担心被误认为是“哲学的展览”，其实我认为他是在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包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展览？艺术家是怎么来对待这个作品的？然后这个作品是怎么呈现的？包括艺术家自己内部的呈现方式，以及跟艺术以外的氛围、空间的呈现等等，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他选择了这么一个题目，可能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展览，而不是一个关于哲学的展览。
黄专：赵汀阳有一本书叫《论可能生活》，我们这个展览可以叫《论可能艺术》 。
汪建伟：我看过他的《论可能生活》，还有就是《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他有两个观点特别有意思：一是引用埃柯的话，认为在任何一个事物的周围，都可能是部百科全书，那么就是说，围绕着任何事物都会有若干个可能性，对于这个展览来说也同样，也正是它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无立场”，其实这两个东西之间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先验的有个明确的立场，你就可能用你的知识系统为你的立场服务，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另外一个更大的和很糟糕的一种权利。刚才为什么说智力呢？实际上苏格拉底的那个时代，智力就是通过展示自己的智力，而不是围绕一个先设的价值，围绕某一个集团利益来服务，围绕某一个目的表现自己，这就是无立场！
黄专：就是不为什么观念辩护。
汪建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吸引我的地方。
赵汀阳：把假的整成真的，听上去好像有点开玩笑，但它的道理其实很严肃，在这种状态下可以探索人的智力极限，做智力的极限运动，探索极限。就像黄专说的，必须在作品中形成一种“不可拒绝性”。
大家常提海德格尔和萨特，他们总是对“存在”或“在”这样“终极的”事情感到惊讶，连终极的事情都想，果然大胆，人们容易被这种大胆所征服。可是终极的东西用得着想吗？它只能这样，不可能是别的样，又能够怎么想呢？维特根斯坦曾经嘲笑这种平白无故的惊讶，他说，一个东西必须有至少两种以上的可能性，你才能感到惊讶。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不存在，你才能说：啊，我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惊讶！如果总共就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你惊讶什么呀。他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存在感到惊讶！”这就很傻B了，因为这个世界肯定是存在的，你还能假装它不存在？除非你能把这个世界弄得不存在，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感到惊讶！所以，真的东西不见得都重要。有些真问题其实不靠谱。
福柯和德里达，尽管也是很有争议的哲学家，但他们的许多问题是比较靠谱的。福柯发现人们通过一些知识、权力和制度而把某些人定义为“神经病”，假如我们换一种知识和制度，就可以把另一些人定义为“神经病”。到底谁是神经病，要看这个社会奉行什么样的知识和制度。有一天我碰到一个精神病医生，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把某人定义为神经病的？结果这个哥们有点犯难，他说还真没想过这事，想了半天，严肃的对我说：“我们把‘与众不同’的人看作是神经病”。德里达也看破许多问题，例如他发现人们最喜欢说要宽容，但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是宽容。如果一个人你觉得他本来可以宽容，这种宽容就没有分量，因为这个人是你本来就可以宽容的，所以，所谓宽容，只能是去宽容一个“不可饶恕”的人，这才叫宽容。可是既然这个人是“不可饶恕”的，那么就不应该宽容他。当你要宽容一个人的时候，这样简单的事情都非常可能会陷入困惑。哲学玩的不是心跳，而是走投无路。
黄专：你讲的道理就是我想做的事。
我们看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的画，老是满足把他们归于“政治波普”什么的，老是看它的意识形态立场、影响、文化意义这些东西，但没有谁去真正分析他们的智力类型。我想做的就是寻找他们成功背后的智力因素和类型。
赵汀阳：我是一个行外人，你们到底画得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广义和晓刚，为什么如此成功？是不是在于把假的东西做成真的？那些文革背景、革命背景，本来很有些假，但你们不断地画，画得特别迷人，让人忍不住地去回忆，不断的回忆就把假的整成真的。
王广义：他刚才说的挺好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么想的话我也没理由弄到现在。
黄专：昨天我去见了德国联邦艺术基金会的人，我大概谈了一下我们这个展览——嗨，一说到这个展览，她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有没有外国艺术家？我说没有！我说我做的基本上都没有外国艺术家。这也是一个状态。你看现在，中国很多艺术问题是外国人编出来的，什么政治啊，城市啊，异国情调啊，我说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要做的就是把真的中国给你看，不是说因为跟你类型不一样，而是我的智力比你高，绝对比你高。所以我做这种展览的一个理念，就是我的智力比你高，我不谈别的，就比这个东西。有的中国人为了讨好外国人就装傻，美其名曰：反智，装着装着，就真傻了。
赵汀阳：好多年前有一篇刘恒的小说，叫《四条汉子》，里头有个老实人，他老婆说他：你怎么那么傻啊？什么都不争，老他妈的让人骗！他说：我那是装的！他老婆说：我就怕你装过去就装不回来了！
王鲁炎：“把假的做成真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我认为，如果由假变真的“假”是真假，那么由假变真的“真”则是假真。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假的变成真的”时，也可以理解为把“真的变成假的”。把一个“真的假”改变成“假的真”改变的并不是 “真”与“假”的本质，而是判断“真”与“假”的立场。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真”与“假”，“真”与“假”是不确定和意义相互转换的。“真”在同一时刻既是“真”又是“假”；“假”在同一时刻既是“假”又是“真”。因此，由“假”变“真”，或由“真”变“假”不过是我们对“真”与“假”的个人判断和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说，“真”与“假”是一种因人而异的存在，是由不同真假标准决定的存在，是诱使我们经常错误选择和判断的存在。
王友身：开会之前，关于这个展览我们也聊了好多次。
我想包括整个展览会有着丰富的可能性。主题、媒介、表述、呈现，因为每个人、每个方案都有各种可能。
黄专：我们那天开玩笑，说可以做些智力封杀游戏，譬如我对汪建伟说：“汪建伟，你可以做一个15秒的空白录象作品。”赵汀阳说：“你可以把阿里斯多芬的《云》做成录象作品。”他就说：“完了，完了，这两个方案都做不了了。”就等于我们在封杀你的智能，通过封杀激活你的新的智能，这的确是一个很刺激的游戏。
那天小崔问我们说这个展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汪建伟说，要做成一个很智慧的展览又不能特意智慧的展览；不能做得太傻，但又不能太聪明。
崔岫闻：要做成一个不是作品的作品，既又不能太像作品，又不能不是作品，总之不能刻意。
汪建伟：智慧总是一闪而过的！
我的感觉是不能陷入到问题中去——包括智慧。追求智慧只是一个过程，不能把它又变成了一种意义。
我们老是在说：无立场，无立场。其实那个“立场”不是政治、文化、社会之类的东西，而是某种经验状态。我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刘治治：其实所有的结果都是看的人给的。
汪建伟：关于展览的呈现方式也是包括几个方面。作为艺术家来讲，譬如呈现方式和呈现过程，整个都是智力的活动。在心理学上讲的一个东西——“疼痛”。有的时候它好象可以通过文字传递，但你传递的只是“疼痛”这个语言，“疼痛”本身是不能传递的。智力也包括，如何寻找到一个合适传递途径？我们那天谈到按这种逻辑发展下去，也许这个展览最后就做不成了。
王广义：这个没事。我觉得主要你要有能力把你要说的说出来，或者你要做的做出来，做出一半，或者1/3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你要真正智慧，你就必须像柏拉图那样保持“眺望”状态，别把“眺望”扔了。差不多，那是最好的！
王友身：这一定是个有意思的展览。相对个体智力呈现的艺术家们而言，黄专及组委会们一定会很难！如何表述展览主题，呈现方式会怎样等，都有可能是对你们过去一切展览经验的反驳，同时也是你们测试自己的智力状况，它的高下决定着这个展览的整体质量。因为这必定是个策展人的主题展览，有意思！
黄专：我的义务是把这个事给扯起来就完了。如何完成呈现是大家的事。汪建伟说：“你必须考虑布展啊，大家作品拿来，你要考虑这个问题。”我肯定考虑这个问题，但我考虑的是场地、器材、作品空间关系等等硬件问题，如何呈现靠你自己。何况这个展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不需要展场。
崔岫闻：其实我对那个，就是提供一个方案的想法……
黄专：你都觉得很傻？
崔岫闻：恩。
黄专：那你就是无政府主义了。
王广义：提供方案是一个下降的过程。
崔岫闻：其实我觉得那还不是一个下降的过程。
王广义：你要不下降，你就没有一个上升的过程，这是一定的。
崔岫闻：完了你再做回去。
王广义：那是你内心的一个整个下降的过程！
黄专：你们觉得按常规展览操作的方式，就是智力下降。我不认为！
王广义：不，这不是智力下降，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一个下降过程。艺术这件事情像很多东西一样，必须有媒介，这个没办法，好像是必须的结果，这个结果导致你去下降，就是下降，让更多人去看就行了。但你保证你能“眺望”，而又必须有一个实证，有一个“事实存在”。
方案写得无论多傻，但是你想的东西很高就行。
黄专：你要我给十台电视，我给你了，那我就干完了我的事。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空间，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空间好，我们就在这里做。至于如果大家没有一个人需要展场，那么这个空间对我们就没有意义了。
对我而言，我的义务已经完成了。如果最后有一个傻B要高价收购展品，那也没办法，但收了以后他以五倍价卖出去，他又不傻B了。实际上我觉得所有可能性都是无限的，都可以“弄假成真”。
刘治治：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有一次有一个人想鉴定另一个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就问了好多问题。比如说什么“我不会记数字啊”，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四乘以两万四千五百二十二等于几？然后那人连想都不用想就说：“二百五十三！”大家都问完了以后，那个人就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然后那人就说：“那你问吧！”他说：“有一栋楼，一共有六层，每层有四个窗户，顶还有两个天窗，请问看楼的那个老太太是哪一年死的？”这个展览就有点像这个故事。
黄专：刘治治，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刘治治：我就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平时就是做平面啊，海报啊等等这些东西。
黄专：你原来是中央美院的？
刘治治：对，中央美院的，七几年的。然后，没了。
黄专：不同年龄段的智力状态是不一样的。他们那一代——我跟他们也不熟，包括UNMASK小组我也不太熟，这个挑选其实对我来讲也是首次。我原先做展览的习惯，是完全不用不熟的艺术家的。我觉得这个展览要呈现更广泛的智力状态，所以我觉得也应包括他们这一代。因为他这一代，我觉得是特别复杂的。复杂在哪里呢？他们接受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受左右的东西也同样多得多。
原来这个展览没有考虑架上绘画，或者说没有传统媒介，所以晓刚和曾浩啊，老岳啊，都没包括在内。但我还是想他们参加，不过不能做架上作品。
岳敏君：我觉得你们把架上绘画排斥在外是很傻的。
刘治治：我想问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我能用赵汀阳先生的那个形象吗？
黄专：毫无限制，毫无限制!可用，可不用，一切自便。至于这个展览需不需要一个文本，我觉得大家这次聊得很好，就可以算是一个文本。
